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亦称“工合”运动，是全面抗战时期由国际友人和国内民主人士共同发起，得到国共两党一致认可和支持的经济救助运动。该运动通过组织合作社进行生产，经营范围以轻工业领域为主，既有助于解决战时难民和失业问题，也生产出大量军需和民用物资，被誉为“经济国防线”。 关于“工合”运动的研究，国内外学术界已有较为丰硕的成果。就研究视野而言，学术界将“工合”运动视为经济抗战的一部分，较多地从经济史角度开展研究。就史料利用而言，现有研究还没有充分挖掘海内外档案资料，中外学者之间对话不多。①“工合”运动发起后，得到海内外人士热烈关注和支持，在香港、美国、英国、东南亚等地成立“工合”促进委员会，从事宣传与募捐工作。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围绕海外经费的募集和分配问题，参与运动的中外人士基于各自立场，产生严重分歧。②本文结合中英文已刊和未刊文献，对“工合”运动海外经费来源，以及中外双方围绕海外经费分配权的争夺问题加以探讨，以期深化对“工合”运动和此时期中外关系的认识。 一、“工合”运动发轫与经费来源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沿海沿江城市工业或被日军掠夺、破坏，或被迫内迁，大批失业工人和难民纷纷涌向内地。1938年初，在上海的国际友人路易·艾黎(Rewi Alley)、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和尼姆·威尔斯(Nym Wales，埃德加·斯诺的妻子海伦·斯诺的笔名)积极思索如何解决中国工业生产问题。威尔斯在和英国驻上海领事约翰·亚历山大(John Alexander)的谈话中得到启发，萌发将工业与合作社相结合的想法，通过组建生产合作社来支援中国抗战，得到斯诺和艾黎的支持。③ 在艾黎、斯诺及威尔斯酝酿工业合作计划的同时，上海各界爱国人士也在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这当中，刘湛恩、郑振铎、王芸生、萨空了、梁士纯、徐新六、胡玉琪、陈鹤琴、王国秀等人定期组织座谈会，讨论抗战形势，研究救亡工作。座谈会“有时也请关心和同情中国抗战的国际朋友如埃德加·斯诺夫妇和当时在英国工部局工作的路易·艾黎先生等参加”。④参会时，斯诺带来工业合作社的宣传材料供与会人士传阅，提出采用合作方式，发展小型手工业或半机器工业，以供应军需民用。座谈会采纳了斯诺的建议，决定成立一个工业合作社设计委员会进行规划。经过一系列详细、深入的探讨，工业合作社的策划书由银行家徐新六提交经济部部长翁文灏，并得到国民政府肯定，同意邀请艾黎赴汉口筹备组织。1938年7月，艾黎到达汉口，见到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周恩来、博古等人。周恩来、博古积极支持“工合”运动计划，认为运动最主要的任务是拉住国民党和蒋介石抗战，阻止其投降，建议尽可能争取国外的支持，同时将爱国民主人士也吸纳进来。博古还建议，“工合”运动先不要在延安和新四军所在地区内开展，而是先建立西北、西南、东南办事处，然后扩大至全国。⑤ 在中外人士共同倡导下，经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共同认可和支持，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于1938年8月在武汉正式成立。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担任理事长，艾黎任技术顾问，有权赴全国各地考察。“工合”运动组织机构自上而下分为四级。最高一级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总部(武汉沦陷后迁至重庆，以下简称“总会”)，总会最高组织为理事会，理事会选出理事长一人，领导“工合”运动事务。理事长之下设正、副总干事，处理会务，分别由刘广沛、梁士纯担任。⑥总会本身直属行政院，并不经营合作社业务。第二级组织是各地区办事处，主要任务是“执行协会的政策，指导所属事务所推动工合事业”。第三级组织是各地事务所、指导站，负责“直接指导组织地方工业合作社，并予以贷款”。⑦第四级组织是地方上的各类工业合作社，属于最基层的单位，按照生产类型可分为机电五金、矿冶、纺织、服装、化工、食品、文化用品、土木石、交通工具等，类型最多时在150种以上。⑧ 总会甫一成立，就投入到紧张的推广工作中。经过半年努力，共建立西北、西南、东南、川康、云南五个区办事处，截至1939年6月，建成合作社724家，社员有9534人。⑨值得一提的是，在艾黎提议下，延安也于1939年4月建立“工合”事务所，总会下拨开办费1500元，“工合”基金2万元，正式开始工作。⑩在各界人士推动下，运动呈上升发展势头。1939年春，总会制定新的工作计划，决定“加紧组织，发挥突击挺进之精神，务期于一年内增加一万社，二年内完成三万社”(11)，并计划申请3200万元资金。(12) “工合”运动的资金来源主要有社员认股、政府拨款、银行贷款、海外捐款。1938年8月，总会制定《工业合作社章程》，规定合作社组社成员至少为7人，社员入社时须认购合作社股份，以社员个人出资、集体认购方式筹集，每人“至少须认购社股一股”，入社后可以增添认股，但最多不能超过总额的20％，以防止一家独大现象。如社员一时无力缴纳，可先行入社，“按月由其应得工资项下扣缴之”。(13)不过，社员以难民、失业工人、伤残军人为主，购买能力有限，无法大规模认购合作社股份，这一部分资金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资金来源主要是后三种，又以国民政府拨款和银行贷款在数额上占较大比例。 国民政府拨款最初分为总会行政基金和组社基金。总会行政基金用于总会经常性开支，“包括工作人员薪津及其他之必需推进事业费用在内”。(14)组社基金顾名思义是用于组建及发展合作社，“专供贷放各地工合社之用”。随着“工合”运动的发展，政府拨款又增加供销基金和战地基金，前者“专供辅助各地工合社供销代营业务之用”，后者是为发展晋豫、浙皖游击区合作社，“专供战地组社贷款之用”。(15)1938年8月运动开始后，行政院承诺拨款500万元，但并未一次性发放，当年拨款751175元，但很快预算就不敷所用，需要追加经费。(16)1939年，国民政府续拨经费，至3月，共投入818146元。(17)至1940年6月，国民政府累计拨款3002795.65元。(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