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正面战场的国民党高层及知识界、舆论界就是否采用及如何采取“焦土抗战”，在认知和实践上有过相当严重的分歧。有关“焦土抗战”问题，学术界的研究尚集中于李宗仁及桂系的“焦土抗战”论、长沙大火和国民政府的“焦土抗战”政策等论题，对全面抗战初期国民党高层有关“焦土抗战”的认知与分歧问题、对抗日战争时期“焦土抗战”的类型与嬗变过程①，尤其对朱家骅的“焦土抗战”认识与实践，尚无专文论及。② 笔者在查阅朱家骅档案过程中发现朱家骅与这场辩论关系非常密切。从1937年11月到1938年1月这三个月中，朱家骅在调离浙江省主席一职时发表“离浙声明”中首次谈到“焦土抗战”，履新途中一路解释“焦土抗战”，比较清晰地表明了他关于“焦土抗战”的观点；从他在任时暂缓炸毁钱塘江大桥、制止破坏杭州阴谋，到杭州沦陷前下令保全杭州城的“焦土抗战”实践，他因所倡导和界定以“爱惜民力物力”为前提的“焦土抗战”，即“若定须自我焦土，仅以破坏重要军事设施为限”的“焦土抗战”，一度被视为“焦土抗战”的主流异见者。等到长沙城因执行“焦土抗战”而被“自我焚毁”后，国民党高层和知识界、舆论界在谴责长沙大火责任人时，纷纷反思而后赞同朱家骅的“焦土抗战”观点。可以说，朱家骅之“焦土抗战”观点和实践，贯穿了全面抗战初期中国“焦土抗战”论争与实践问题之始终。本文拟根据蒋介石日记、朱家骅档案等资料，以朱家骅为中心，对全面抗战初期国民党高层对“焦土抗战”的认知、分歧、实践与反思，作一系统探讨。 一、以爱惜民力物力为前提的“焦土抗战” 1937年11月26日，尚在杭城守土有责的浙江省主席朱家骅收到蒋介石电报，称：“兹为适应军事起见，仍调季宽兄主持浙政，已交院发表并促其即日就职。兄俟交代完毕后，请来中央相助，中意尚拟借重吾兄赴德以利外交也。”③朱家骅接到此电令后，于第二天下午回电蒋介石，表示服从调任，待与黄绍竑交接完毕即履新，其电文称：“浙省为东南重寄，自应妙选将才，主持要政。且寇乱之际，人心不定，秩序安定，抚辑流亡，请再促季宽兄即日来杭，实为至要。职俟交代即讫，辄来中央，再求面示也。”④同日，《东南日报》也刊登了“中央社”有关浙江省政府改组消息，“中央决定改组浙江省政府，任命黄绍竑、王先强、程远帆、许绍棣、伍廷飏、周象贤、朱孔阳、许蟠云为浙江省政府委员，并以黄绍竑兼任主席、王先强兼任民政厅长、程远帆兼任财政厅长、许绍棣兼任教育厅长、伍廷飏任建设厅长，又任命贺扬灵为秘书长”。⑤从11月26日蒋介石电令抵达之时开始，朱家骅的浙江省主席任职进入倒计时。此时的朱家骅对于离浙履新，并无异议，并多次请蒋介石敦促黄绍竑尽早来杭州接任以便他能赴“中央”履新。 11月28日《东南日报》刊登消息称，“浙省府自中央明令改组后，省府主席朱家骅，已去电欢迎新任主席黄绍竑，并询黄氏来浙接事日期”。⑥11月29日消息称“新任黄主席到浙尚无确期”。⑦12月1日，朱家骅经汉口的中英庚款董事会转给朱伯涛和傅斯年各一电报。在给朱伯涛的电文中，朱家骅说：“电悉，待新任到交卸后即离省。”在给傅斯年的电报中称：“黄尚未来，且无音讯。在此人心不定之时，又虽即离，待交卸后即赴湘。”⑧朱家骅此刻系以“前主席”身份“坐镇危城”，一面继续执掌浙江省政，一面等待“交卸”，故“交卸后即离省”“交卸后即赴湘”也就成为当时他内心最诚实而急切的想法。黄绍竑也承认“命令发表之后，朱前任就有电报，催我赶快到杭接事”。⑨在朱家骅不断催促下，12月3日消息称“新任浙主席黄绍竑，已于2日由武昌启程来浙就职，计程4日或5日可到杭”。⑩12月4日晚十点，朱家骅给陈诚电报中说：“季宽兄武昌来电，称冬日启程来杭。……弟(6)日交代后拟赴京一行。”(11) 12月6日上午11时，朱家骅终于与黄绍竑完成浙江政务交接仪式。不过，此前强调“卸后履新”的朱家骅，在给蒋介石电报中表达了希望到雁荡山休养数周再履新的愿望。他说：“杭市情形转好，人心亦安，市面逐渐恢复。季宽兄今日9时至杭，11时交代清楚。职数月来力疾从公，疲乏已甚。近月为安定人心，仍携省府同人，坐镇杭城，未离半步，中间为运输财物等事，实费心力。拟赴雁荡稍事静养数周，再来叩谒。”(12)第二天，他又向蒋梦麟等好友表达了暂赴浙东休养一事。他说：“弟自秋中胃疾剧发以来，迄未清泰。昨已交卸省事，拟赴浙东暂事休养。”对于“履新”工作，朱家骅表示些许担忧，说蒋介石“确有命赴德之意，但不详究竟。外交素非所长，恐难有补国事，将来能否接受，尚待考虑”。(13)《东南日报》亦称：“朱前主席今后之出处问题，深为浙人士所系念。据确悉，中央对朱氏倚重甚殷，曾发表黄季宽氏继任省主席之前，以外交使命令朱氏担任，曾电征朱氏同意，大致欲令朱氏赴德一行。朱氏对此拟与中央商洽后再行决定。俟交卸后，朱氏闻欲赴天台雁岩小休，藉以稍纾勤倦。”(14) 从朱家骅给蒋介石和同僚友人的电报以及《东南日报》报道可知，“因病缓履”的主要原因有二：第一，胃病尚未完全康复，需要休养调理；第二，前途未卜，他需要时间斟酌考量。那么，这两点是否是朱家骅“缓履”的真正原因呢?笔者认为，“胃疾未愈”和“前途未卜”的确是朱家骅暂缓前往长沙或武汉履新职的原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朱家骅发现杭城的舆论和接任者黄绍竑对“焦土抗战”的看法与他大相径庭，他需要一段缓冲时间，为自己正名，为他所理解的“焦土抗战”正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