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442.0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23)03-0058-15 自19世纪末以来，普及识字得到了中国改革者、社会活动家、教育家以及各政党政权的广泛关注。在倡导普及教育、扫除文盲之时，中国的政治文化精英往往将农民和妇女概述为绝大多数不识字的群体。在他们的笔下，文盲妇女更是成为无知、愚昧的象征以及造成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而妇女教育则是移风易俗、社会进步、国家振兴的关键。妇女教育改革的讨论重心也历经迭变，从清末民初对学校取代家塾教育的提倡、对妇女教育目的的争论——培养政治独立的女性公民还是培养国民之母[1](PP158-179)，到20世纪20年代以来对下层包括农村妇女教育与性别平等的重视，再至抗战时期对妇女的动员与训练，不论在哪一时期，妇女的教育与解放始终围绕和服务民族救亡与国家建设[2]。妇女作为认知与实践的主体，是如何看待和理解识字教育以及如何将所学用于日常生活交往之中的?对这一问题尚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以1940年和1944年晋西北冬学为例，将包括妇女在内的农村民众的识字经历置于多元的地方人际关系之中，提出新的识字研究方法，来分析民众的识字体验及其社会意义①。 一、转变妇女识字教育研究视角：关注过程 探讨农村妇女如何理解识字教育的意义，以及如何运用识字教育来调整、重塑自身的社会和政治地位，需要我们转变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以往对于识字教育的研究，大多从读写技能的社会文化意义出发讨论识字的社会影响，换言之，是基于文盲在经过一段时间学习之后就可以读书看报、写简单的书信、理解基本的政治文化常识这一假设之上，来讨论识字教育的意义。然而，读写能力以及认知发展是复杂、多层次、因人而异的，难以用整齐划一的标准来区分文盲和非文盲。更重要的是识字水平维持的问题。参加过扫盲识字班之后，学员们是否可以持续保持识字水平?对于这一问题，尚待发掘史料进行更为系统的考证。在笔者所注意到的史料中，徐锡龄(1904-1987)在1929年的调查研究中对当时流行的识字授课法的效果略有考察。受晏阳初所倡导的平民识字运动及其编写的《平民千字课》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民众识字教育大多以认识1000个左右的字为目标，推崇“一日识十个字，四个月便识一千字”“识了千字便毕业，识了千字民众便能应付民众普通的生活”[3](P73，P83)。然而，据徐锡龄对中山大学教育系附设民众学校的调查，经过一个月的学习之后，对习过的字能够读出字音的学员有70％，能理解字义的学员仅有40％-50％；能抄写的学员有80％，而能默写的学员仅有20％-30％[3](P76)。由此可见，民国时期普遍推行的4-6个月的短期识字教育，很难使民众掌握1000个左右的字。 相较而言，晋西北根据地政府于1940年1月成立之后，在其当年组织冬学扫盲教育时，因时因地设置了一个非常和缓的目标。冬学由1940年12月1日起到次年2月底，一共3个月的时间，每日授课2小时，其中识字50分钟，政治教育50分钟，唱歌20分钟。识字教育的目标定为“不识字的应至少认识一百个字，略认字的识字一百以上的应新认二百个生字”[4](PP40-41)。从成效看，据五寨、岚县、保德、河曲等县的统计，成绩最好的学员能认识100个字，能写20-70个字；成绩最差的能认识25-50个字，能写10-36个字[5](P226)。当时普遍采用的扫盲标准为识1000个字，这些学员很难被认定为摆脱了文盲。然而，我们不能以此判定1940年晋西北的冬学是失败的。冬学的社会意义需要从民众参与冬学的整个过程来理解。 我们转换研究视角，从关注扫盲结果转为关注参与过程，以民众参与体验为出发点来探索识字教育的社会意义，从而凸显学员的经验和活动是构成识字教育社会意义的本源。这样的视角不但可以帮助我们描绘和解析晋西北妇女及广大乡村民众在20世纪40年代初是如何理解和运用冬学的，而且对于识字教育研究有着广泛的指导意义。 以往海外学者对于中国识字问题的研究，大多聚焦在识字率上。对识字率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自启蒙运动以来学者对于识字现代意义的定性，即认为识字是公民社会形成、民主体制实施以及社会阶层流动的前提和关键。而对于识字标准到底为何，学者们有不同的见解。费正清(John K.Fairbank)在1948年发表的著作中，把中国帝制晚期的识字标准定为掌握参加科举考试的文言写作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将识字与文人身份划了等号[6](P44)。而罗友枝(Evelyn Rawski)在1979年的著作中，将识字标准定义为掌握一定的读写能力。这就将除了饱读诗书的文人士大夫之外，一些粗通文字、只能处理日常生活中简单的记账、读写需求的人列入识字率的统计，从而得出清代中国识字率在男性中达到30％-40％、在女性中为2％-10％的结论[7](PP24-53，PP144-145)。 罗友枝对识字的定义虽然引发学者对读写作为社会技能的多层性和多样性的关注，但未从根本上改变对识字社会功能的解读。无论是作为文人身份符号的象征，还是作为一定的阅读写作能力，识字的主要功能仍被理解为赋能于人——赋予人们读写能力来应对日常生活需求，或者作为推动个人社会升迁的力量，区别仅在于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别的识字所能产生的对人向上升迁的驱动力，即随着识字水平的提升和拓展，其对人社会升迁的驱动潜力也随之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