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在国民政府申诉下，以“增进国际间合作并保持其和平与安全”①为己任的国际联盟(简称国联)，很快介入了中日冲突。经过长时间的外交折冲后，1931年12月10日国联终于通过决议，决定委派由英、美、法、德、意五国代表组成的调查团，赴远东实地调查事实真相。调查团由英国人李顿伯爵(The Earl of Lytton)、美国人麦考益将军(Major-General Frank Ross Mc-Coy)、法国人克劳德将军(Général de Division Henri Claudel)、德国人希尼博士(H.E.Dr.Heinrich Schnee)、意大利人马柯迪伯爵(H.E.Count Aldrovandi)五人组成，以李顿为团长，故又称李顿调查团。 一般来说，西方学者对李顿调查团的研究重点是英美等大国在处理远东问题时的态度和决策以及英美日等国际关系；日本学界研究的特点是从国内危机出发解释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活动，将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与日本外交联系起来，认为这是日本外交的失败；国内学界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李顿调查团及其报告书的评价方面。②近年来，国内学者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突破，如围绕李顿调查团的产生与组建对中日冲突、英美日等国之间的外交折冲的深入研究③，以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为中心对中国抵制日货运动问题的讨论④，以李顿调查团档案为研究对象而对中国各界致李顿调查团呈文、中方申诉的研究⑤，对中共与李顿调查团的关系问题的研究⑥，等等。除此之外，也有学者关注了李顿调查团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相关活动。⑦毫无疑问，这些都是题中应有之义，自不待言。 然而，李顿调查团在华考察的范围并不限于中国东北一区，还包括上海、南京、北平等，以及汉口、重庆、万县等长江中游地区。除中日冲突的焦点地区中国东北之外，上海当时正笼罩在中日军事冲突的阴霾之下，南京是国民政府所在地，北平是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政官员聚集之地，李顿调查团在此三地开展调查无可厚非。地处中国内陆腹地的汉口等竟然也被李顿调查团纳入了调查范围之内，这令人匪夷所思。以此而言，李顿调查团的汉口之行，不能不说是一次“范围之外”的调查。目前学界对李顿调查团在中国东北以外地区的调查活动关注较少，尤其关于李顿调查团汉口之行的研究成果尚付阙如。⑧鉴于此，笔者拟对李顿调查团汉口之行作初步探讨，以为抛砖引玉。 一、赴汉口调查之决策过程 1932年1月21日，国联调查团成员李顿、克劳德、希尼、马柯迪齐聚日内瓦开会，美国驻日内瓦领事吉尔伯特(Gilbert)代表麦考益出席了会议。他们在会议上讨论了调查团的职权范围、行程选择、调查期限、顾问身份、专家、报酬补贴、保险、差旅费、个人助理等问题，但是他们并没有做出详细的行程规划，仅仅计划“经过美国直接前往东京，再由东京前往上海和南京，再与两国政府取得联系后前往满洲”。⑨ 2月3日，李顿调查团由法国启程离欧赴华，2月9日，抵达美国，这时他们仍未确定具体的行程计划，但表达了想在日本停留至少三周时间的意思。李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了没有规划具体行程的原因，称麦考益迄今为止还没有加入调查团，也没有进行一次正式的会面，所以他们计划在今后的旅途中商量前往日本和中国的行程。⑩但是，从美国东海岸到西海岸，李顿调查团一直在长途乘车旅行之中，仍未得暇讨论具体的行程计划。(11) 2月13日，李顿调查团抵达美国旧金山，同日乘坐“柯立芝总统”号出航。日本驻旧金山总领事若杉要在迎接和送别李顿调查团时，趁机与李顿等进行了会谈。李顿告诉若杉要，调查团计划在日本停留三周，但具体行程需要在航海途中再商议决定。(12)2月18日，李顿调查团抵达夏威夷。同日，日本驻夏威夷总领事岩手嘉雄在致外务大臣芳泽谦吉的函电中称，李顿调查团在航行途中经商议，已确定了停留日本期间的暂定行程，并预定3月11日前往上海，再赴南京停留10日，在此之后他们希望经北平尽快前往满洲，但从南京或上海前往北平的路线还没有确定下来。(13) 2月29日，李顿调查团抵达日本，随后于3月11日由神户赴上海。由此可见，李顿调查团在日本停留的时间并非是原计划的三周，他们的行程计划根据实际情况还在不断调整变化中。从当时媒体的公开报道来看，李顿调查团在日本停留期间，对外谈到在华调查的具体行程时，仍然笼统而简略，仅称在上海逗留数日后，即转赴南京，再于4月前往东北，并预定在6月内调查完毕。(14) 李顿调查团之所以对外宣称没有具体的行程计划，一方面是由于李顿调查团须与中日两国政府接洽行程安排等诸多不确定因素使然，如李顿调查团在2月29日抵达日本后向当地记者发表声明说：“暂定的方针，第一目的在获取中日两国政府所提出之预备的资料，而资决定国联之友谊的方针，故非俟至与两国政府代表会见后，不能作成详细之日程。”(15)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李顿调查团欲保持中立而采取的谨慎态度，他们不想给人以偏袒任何一方的印象，岩手嘉雄在2月18日致芳泽谦吉的电报中对此有所分析。岩手嘉雄称，李顿调查团提出以上笼统的行程计划的主要依据，一是关于当前中日纠纷的解决办法，以及什么是树立两国之间永久和平的基础，李顿调查团想先了解中日两当事国对此有何种见解；二是关于李顿调查团的调查范围，以及国联应当如何帮助中日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李顿调查团想就此与两当事国进行诚恳的对话，然后在充分交换意见的基础上，再迅速前往东北地区进行实地调查。(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