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概念史研究是近年来的学术热点，目前学界已有不少成果。但绝大多数研究成果集中于“中华民族”概念在汉族社会形成、发展与传播的情形，对于“中华民族”概念进入少数民族社会以及少数民族人士如何理解这一概念的研究则相对较少。①当然，这一局面正在改善，如黄兴涛在其专著中曾论述了日本侵华对少数民族人士“中华民族”认同形成的影响，②笔者利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版本《毛泽东选集》研究了“中华民族”相关概念的藏文和维吾尔文翻译，③还有学者研究了抗战对西南少数民族中华民族认同构建之影响④及当时西南地区彝族与苗族精英中华民族认同的表述与实践。⑤不过，总的来看，对于少数民族人士理解与接纳“中华民族”概念的历史研究仍存在较大的挖掘空间，特别是学界缺乏系统研究某一具体民族“中华民族”认同形成的成果。有鉴于此，本文将主要利用民国时期发行的报刊及个人著述资料，探讨藏族人士对“中华民族”概念与话语的认识和运用，进一步剖析这一群体“中华民族”认同形成的复杂过程。本文认为，在认识和运用“中华民族”概念与话语方面，很多藏族人士早期虽然也受到国民党关于“中华民族”的主流论述影响，但他们中一些人并没有接受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建构一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实践，而是对“中华民族”概念一直抱有一种多元一体的理解，这与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中华民族建设理念形成了共鸣，最终合力推动了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前后民族话语的调整。 一、藏族人士对“中华民族”概念与话语的早期认识和运用 清末民国初年，很多汉族已经对“中华民族”相关概念不太陌生，但对少数民族人士来说，这些概念却仍是陌生的。据笔者考证，藏文中出现“中华民族”一词可能要到1930年，且民国时期“中华民族”的藏文译词实际上并没有统一和规范。⑥由于“中华民族”概念藏文翻译的迟滞且混杂，再加之当时涉藏地区交通不便，学校教育相对落后，报纸发行也不发达，导致现代政治概念与话语的传播较为闭塞，藏族人士往往要到内地才能接触到当时汉族社会流行的一些概念与话语。虽然一些藏传佛教高僧在清末民初一直生活在内地，但他们中绝大多数远离政治生活，基本见不到他们使用“中华民族”概念的记载，而较早对“中华民族”概念与话语有所认识并主动运用这些概念与话语的藏族人士则是由西藏出走来内地的九世班禅及其追随者。1923年11月，九世班禅因与十三世达赖及后者掌控的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矛盾激化，携亲信随从由西藏出走到内地。作为西藏地方的宗教领袖，九世班禅表现了极大的爱国热诚，深受内地各界人士欢迎，其周围也聚拢了一大批精通汉藏文的藏汉人士，在各地设立了班禅办公处或办事处，作为接待、联络、沟通与宣传之用。1928年前后，随着九世班禅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日趋紧密，其本人及追随者也逐渐接纳了包含“中华民族”概念与话语的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班禅驻川办事处在所办刊物《藏民声泪》上发表的《班禅额尔德尼驻川办事处成立告全国民》一文即是在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指导下写成，文章控诉，“中华民族是世界被压迫民族之一，各帝国主义者，在帝国主义的世界主义的国家之成立与国家澎涨的必要上，违背民族自决的原则，对我们中华民族缔结了许多‘民族自杀’的不平等条约；沦我们中华民族所组织的国家于次殖民地的地位……”并呼吁全国人民，特别是汉藏同胞团结起来，谋求中华民族的自决与独立。⑦由于该文出自班禅驻川办事处，其关于“中华民族”的论述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九世班禅及其追随者对“中华民族”概念最早的认识。 在《藏民声泪》之后，班禅驻京办公处于1929年6月创立《西藏班禅驻京办公处月刊》作为机关刊物，以促进藏人认识和了解国民党及三民主义。该刊物在当时成为向藏人传播“中华民族”概念与话语的一个重要舆论阵地。在创刊号上，《西藏班禅驻京办公处月刊》即刊载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华民族”的宣传言论：“观此，则知汉满蒙回藏五族同化成一个中华民族，在事实上是很可能而且很必要。我们必须赶快积极的把汉满蒙回藏五族同化成一个中华民族，使中华民国只有中华民族一个名词，所谓汉蒙回藏的滋养，都成了历史上的遗迹。”⑧不过，这种同化色彩极重的话语之后并没有成为这份刊物的主导，很快被蒙藏委员会主张的五族共建中华民族所取代。在该刊物的第1-2期合集中，刊载了大量蒙藏委员会的宣传性文章，其中涉及“中华民族”概念与话语的，往往以更具包容性的五族共建中华民族这一面貌出现，如在介绍国民党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民族主义和中华民族：“民族主义包含两种意思：第一是中国民族自求解放；第二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族一律平等的意义!满清政府推倒，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任何一民族不压迫其他民族，由五族而组成一中华民族，要使国内民族完全自由平等的结合。”⑨ 相对于强调同化的中华民族话语，五族共建中华民族更能被藏人所接受。九世班禅本人也主动使用这一包容性的“中华民族”话语，⑩他在1931年5月出席蒙古旅京同乡暨蒙古文化促进会欢迎会时说：“自辛亥以后，满汉蒙回藏已团结成一个坚强底中华民族。”(11)表达了对五族共建一个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认可。追随九世班禅从西藏到内地的一些藏族人士在他前后也陆陆续续表明了对“中华民族”概念与话语的接纳。时任班禅驻京办公处处长、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藏事处处长罗桑坚赞1930年3月在中央广播无线电台报告蒙藏形势时说：“蒙藏同胞要澈底的觉悟，服从中央命令，真确的认识三民主义，在党的领导之下，建设新蒙古新西藏，使蒙藏人民完成自决自治之全功，使蒙藏人民为整个的中华民族之一份子。”(12)班禅驻京办公处代表、时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的罗桑囊嘉在1931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说：“……今幸革命成功，南北统一，国府内顾无忧，正可谋整个民族实现，以巩固边陲之领土，其欣幸情形，已可想见……”(13)罗桑囊嘉虽未使用“中华民族”一词，却用“整个民族”来代替，实际上是对中华民族整体观念的认可。当然，九世班禅及其追随者使用“中华民族”话语还有一个重要背景不容忽视。当时九世班禅和十三世达赖之间存着较大矛盾和分歧，后者掌控的西藏地方政府内部势力存在着一些分离倾向，使用国民党倡导的“中华民族”话语某种程度上是九世班禅及其追随者的一种政治表态，表明其与西藏地方政府不同，是支持中央政府和维护祖国统一的。1932年6月，罗桑坚赞在给行政院的一份报告中就将这样的心态展现了出来。罗桑坚赞在报告中猛烈批评达赖及西藏地方政府一方，认为：“达赖喇嘛利令智昏，认贼作父。始则联俄以拒英，继则亲英而叛华，反复无常，变化莫测。勾结外援，遗害地方……”，又代表班禅一方表态：“青康西藏同隶中国政府，青康藏民同为中华民族……”(14)相对于班禅一方，当时达赖一方在接纳和使用“中华民族”概念与话语方面确实没有那么积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