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国际传播和国际评价研究(1978-1979年)

作 者:

作者简介:
吴文珑,法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北京 100091)。

原文出处:
当代中国史研究

内容提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及闭幕之初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全会讨论的各项议题中,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人事调整等备受国际社会瞩目,相关的报道、专稿和电文频现。国际社会除介绍、传播和评析全会的上述议题外,对全会可能产生的历史影响也从不同维度做出了预判。总体上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国际上产生了强烈反响,一些国家开始重新审视对华政策。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3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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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7;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23)03-0031-12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功召开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全会不仅在新中国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强烈反响。早在为全会召开做准备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便多次向国际友人介绍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情况,一些国外媒体还报道了会议内容。如1978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佐佐木良作率领的日本民社党第二次访华团后,日本时事社便将邓小平关于中国国内形势问题的谈话概括为19条进行了报道。11月27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访谈时表示:“我们现在开的会主要是议论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搞四个现代化,这是我们会议的中心问题”。11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竹入义胜率领的日本公明党第七次访华团时再次指出:“北京正在召开的最高领导人会议,主要是讨论四个现代化问题”。①可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部分国际友人已经通过与邓小平的交流初步了解了有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筹备情况。这对扩大全会的国际影响、加深国际社会对中国国内形势的了解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正是基于全会产生的广泛国际影响,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增进和档案文献的陆续公布,部分学者开始将全会置于更为广阔的国际视域下展开研究和探讨。陶季邑考察了自1978年底以来美国学术界运用文献分析、比较研究和数量分析等方法,对全会的召开背景、主要内容、历史意义等问题进行的探讨和评析。②段炼探究了全会召开前后,苏联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国内政策和外交战略等方面做出的评价。③此外,全会召开以来邓小平的政治、经济和改革开放思想等也是国际社会的研究热点之一。如成龙梳理和考察了20世纪7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海外研究邓小平及其理论的历程、代表人物、主要成果和基本观点。④

       总体来看,上述著述拓宽了学界对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研究思路,丰富和深化了研究内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这些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在研究对象上,研究美国和苏联关于全会报道的较多,关注其他国家相关报道的较少;二是在研究时限上,考察20世纪80年代后全会国际传播情况的著述较多,探讨全会召开期间和闭幕之初所产生国际影响的著述较少,诸如全会最初是如何在国外传播的、哪些会议内容受到国际社会重点关注等问题至今未有学理性解读。厘清上述问题能够为今天更好地认识全会产生的初始国际反响,为把握改革开放起步时期的各方关切提供有益视角。鉴于此,本文基于新华社出版的《参考消息》、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和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等相关文献资料,对1978年底至1979年初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国际传播和国际评价情况进行梳理,以期加深学界对全会历史影响的理解,进一步深化新中国史研究。

       主要议题的传播:工作重点转移和改革开放决策的国际反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⑤。这是全会最伟大的历史功绩之一。在此基础上,全会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经济措施,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对全会的上述决定,国际社会给予高度关注,海外媒体及时做出报道和分析评论。

       1978年12月23日,法新社在会议公报发布之后便发文指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现代化政策将作为一九七九年总的政治任务来取代批判已故的林彪和‘四人帮’的运动。那个运动已经‘胜利’结束”⑥。这是国际上较早述及这一议题的报道。12月24日,日本时事社和共同社分别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重整阵容》《三中全会强调安定团结,是走向现代化的跳板》为题发表评论,将全会做出的转移工作重点的决定视为会议的“主要议题”和“最大特点”,强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是总结批判‘四人帮’运动,从明年起,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⑦,全会“最大的特点是决定从一九七九年开始把一直倾注于批判四人帮、林彪的能量全部集中于现代化建设上”⑧。应该说,日本媒体的上述观察大体反映了全会的情况,是敏锐而客观的。除公开的新闻媒体外,1979年1月16日,美国对外广播新闻处在一份名为《关于中共高层人员调整的内部消息》的文献中也提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整个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终止大规模的群众政治运动,不再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次工作重点的转移是一种战略转移。⑨可见,全会闭幕后不久,会议做出的转移工作重点的决定便在国际上迅速传播开来。此类评述反映出,早在会议闭幕之初,一些国家就已经认识到该决定在全会各项议题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强调,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采用其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全会做出的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也在国际上得到广泛传播。1978年12月24日,日本共同社刊发题为《中国将把重点放在重建经济上》的电文,指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经济政策上的重点是制订推进农业生产的措施和把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交给地方或企业,并从充分发挥中央、地方、企业和劳动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目的出发,明确将在国家的统一计划指导下,给地方和企业以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这些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和给地方和企业以经营管理自主权的做法,无疑将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⑩该电文是这一时期介绍全会经济改革政策的较有代表性的一篇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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