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每逢改朝换代之际，旧有统治者因种种因素而逐渐失去原有的支配权威，往往会导致地方社会秩序崩解。地方豪强遂趁势而起，恃险聚众，捍卫乡里，成为稳定地方社会的力量，进而被新旧政权竞相拉拢。他们或为了求生，或为了得到更多的利益，或为了完成个人或团体的志愿，做出各种政治抉择。受到北宋中叶以降强调“君臣大义”及“夷夏之辨”的影响，他们的政治抉择往往不被强调忠君观念的士大夫所接受，但这却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值得我们去关注、研究。 13世纪，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军队攻入华北，改变了宋、金两朝百年对峙之局，宋、金、蒙逐鹿华北，原本金朝统治下的政治秩序随之瓦解。华北民众在抱持着各种不同目的的情况下，组成了大量武装集团，他们成为宋、金、蒙三方的拉拢对象，并在各自的政治抉择下成为南宋抗金义军、金朝义军或蒙古汉人世侯，对当时的局势变化颇有影响。金朝灭亡后，残存的华北武装集团首领多成为蒙古汉人世侯，并作为蒙古帝国统治华北的代理人。李璮起事反抗忽必烈失败后，元朝削夺世侯之权，华北遂由元朝直接控制。这些武装集团既然在此期间对宋、金、蒙争夺华北有着莫大的影响力，他们的政治抉择自然也受到了学界的关注，其中以“反复无常”著称的红袄军最具代表性。 红袄军是金元之际活跃于山东、苏北地区的武装团体，从首领李全于1222年被南宋任命为京东路镇抚副使起，至1262年李璮起事失败为止，长期控制山东东半部。但是作为历史上的失败者，他们留下的是叛服无常的骂名，李全及李璮分别被写入《宋史》《元史》的叛臣传中。自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位列“五朵金花”以来，红袄军成为金朝农民起义的代表，其在学界的研究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那个时期无论是张博泉的“中华一体论”，还是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都尚未成型，“夷夏之辨”仍主导着多数中国学者的民族观，因此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李全叛宋投蒙责任归属问题，也成为红袄军研究者必须面对的议题。以赵俪生、孙克宽为代表的学者们虽然同意李全自身有所不足，如孙克宽指出李全无政治素养，赵俪生也认为李全等人的缺点不少，但都认为李全原本是忠于南宋朝廷的，其主要事迹符合“忠义”，只是在缺乏政治素养的情况下，南宋又采取了一种“不诚恳、不友善、只图利用，时时采取歧视、监视，并进而企图予以消灭的态度”①去对待他们，使李全等人难以全心对外，内讧不断，最终走上了叛宋投蒙之路。②反对者如李春圃、何林陶则强调李全早就种下了一些后来投降的因素，他的投降只是这些因素发展的结果，并认为李全叛宋投蒙一事，“李全经过长时间的考虑之后，他并没有服膺民族的利益而贡献他的生命”③。屈小强提到李全的失败除了以宋朝压迫、残害为代表的外部因素之外，李全膨胀的个人野心与利欲也起了重要作用，并且认为李全过于看重自己集团的战略利益而不择手段甚至到了不顾民族大义的地步。④可以说，无论是持哪种观点的学者，都将民族意识的变化作为决定李全政治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 黄宽重在《南宋地方武力——地方军与民间自卫武力的探讨》一书中提出自卫武力的论点，并以李全父子为例，提出经济利益是影响当时华北武装团体政治抉择的主要因素。⑤但仅以经济利益并不足以解释他们及其余红袄军首领政治抉择的动机，因此姜锡东先生在研究李全集团大部分的成员后，增补了武力及尊敬两项要素。⑥ 综上所述，可以说过去的研究者认为宋、金、元政局交替之际华北武装集团的政治抉择受到民族意识、经济利益、武力及尊敬等因素的影响。但除此之外，集团成员对首领政治抉择的影响力也不能忽视。孙克宽早已提出李全受到杨妙真及其他部下的煽动，并受到政客文人的诱导的论点。⑦姜锡东也指出李全集团的政治抉择是集体抉择，而非李全一人所做的决策。⑧但他们在这部分的研究尚有深入讨论的空间，姜锡东和曹文瀚先后对红袄军成员事迹进行了考订，曹文瀚更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李全集团的成员构成，对其集团内部做了较具体的划分。⑨本文拟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研究做进一步展开，主要是以李全投降蒙古的益都之战为例，观察李全的政治抉择与其集团成员的关联性，并尝试对李全投降蒙古后的一些“忠宋”行为予以解析。 一、李全早期的政治倾向 既然本文意在研究李全的政治抉择与集团成员之间的关系，那么须对李全早期的政治倾向做一探讨。前人对此部分的研究较多，基本上都同意李全早期是倾向于南宋的，不过黄宽重认为李全和其他华北百姓一样，对金政权并不仇视，反而与南宋政府有一定的隔阂。⑩平心而论，黄先生的论点的确符合当时多数的华北武装团体，这点可以从当时华北的社会动乱团体在初次的政治抉择上多以金朝为首选得证。(11)但红袄军领袖中的李全与彭义斌并不符合此论，此处不论彭义斌，仅就李全早期的一些事迹以为论证。 《宋史·宁宗本纪》记载南宋开禧北伐前夕：“镇江都统戚拱遣忠义人朱裕结弓手李全焚涟水县。”(12)《宋史·李壁传》亦载其事，并提到朱裕被出使金朝的李壁所杀，以解金人之疑虑。(13)再结合《齐东野语》记载李全曾任涟水尉司弓卒及其相关事迹可知，这二位李全即为一人。(14)故在金末动乱爆发前，李全本身就倾向于南宋。另须指出的是，池内功指出朱裕被杀一事给李全的“忠宋”倾向带来了初步打击(15)，笔者亦赞成此论断，但需要补充的是，嘉定和议之际南宋给李全带来影响的行为绝不止斩杀朱裕。据《龙图阁学士通奉大夫尚书黄公行状》记载，开禧北伐期间南宋取得泗州后，不久就放弃，并将泗州民众南徙，当时有一涟水人李全“与其孥来归”，并被赐名孝忠，但是在和议期间，金朝提出“欲得李全与其家及泗人之在本朝者”的要求，黄度虽然大力反对，更言“李全决不可杀，泗人决不可还”，但“庙议已定，莫能用也”。(16)《龙图阁学士通奉大夫尚书黄公行状》的记载参以其他史料，可以约略复原朱裕死后李全的去向。开禧北伐初期，南宋虽然顺利取得了泗州等地，但不久之后各路攻势皆遭遇挫折，随即转攻为守，在丘崈的建议下，宋军放弃泗州，还军盱眙。(17)李全极有可能也参与了初期的北伐，而后在宋军退军时带着家眷与泗州民众一同南徙。此后宋金双方展开议和，金朝提出的五个条件之一为“还所俘掠”(18)，这里面自然包括南徙的李全一家及泗州民众，这一点从张行简墓志中的“归泗州俘略”(19)可以得证。在金朝的五个条件中，“还所俘掠”对南宋可以说是损失最小的一个，因此虽然黄度大力反对，但很快就被南宋朝廷接受。另按《金史·完颜匡传》载：“窃见大金皇帝前日圣旨……誓书草本添改处，先次录本赍呈，并将侂胄首函送，及管押纳合、道僧、李全家口一并发还。”(20)可知嘉定和议的结果是，李全并没有被杀死，而是与家人及其余南徙的泗州民众一起被南宋送还给金朝。作为直接的受害者，南宋这种行为给李全带来的伤害自然远比朱裕被杀更大，且李全对南宋军力的疲弱有了更深层次的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