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南宋的货币制度相当复杂，在流通中呈现出金属铸币、纸币长期并行的状态，其中主要包含三个层次：一是金属铸币(铜钱、铁钱)与纸币并行，二是不同种类的纸币(即东南会子、湖北会子、淮南交子、四川钱引等)并行，三是同一种纸币的不同界分并行。随着南宋财政货币收支部分的逐渐扩大，①国家财政政策及其运作日益受到货币并行层次的影响。长期以来，相对于前两个层次，学界对于第三层次的研究明显不足。这既有史料记载含混不清、相关制度在南宋晚期才出现明显变动之因，又同研究者的问题意识有关。关于南宋纸币不同界分并行机制、具体制度的系统性记述总体上十分匮乏，这给研究者带来极大不便。由于临安朝廷主要使用东南会子开支、调拨财政经费，使东南会子相较其他地域性纸币更具有全国性的财政意义，且关于两界东南会子并行的史料相对较为集中，故本文将东南会子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宋廷为了维持东南会子的币值，一般不会明确区分各界并行会子的比价，更不会公开宣布流通中的会子贬值。从制度规定看，东南会子两界并行制似乎长期保持稳定，仅在南宋后期出现了变化。南宋后期，为了应对日益加剧的财政危机，宋廷不断增加东南会子发行量，使得东南会子对于国家财政运作的影响力达到顶峰，但也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现有研究重点梳理了东南会子并行制度下每一界分的发行时间、流通时长和换界制度(因史料记载不清，东南会子的界制尚存聚讼之处)，这有助于我们把握东南会子并行制度的基本状况。学者们一般认为，既定的界分制度被打破，导致每一界会子的发行时间延长、发行量增加，此是造成南宋纸币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② 已有研究十分正确地揭示了某些历史事实和东南会子的演变走势，但很少涉及会子并行制度变化之后宋人在实际财政运作中对于并行的两界会子的使用细节，即日常货币使用中的丰富面貌仍有待揭示。事实上，东南会子两界并行制度最大的变化发生在17、18界会子并行的时期。③嘉熙四年九月，朝廷“措置十八界会子收换十六界，将十七界以五准十八界一券行用”，④使用18界会子收回16界会子，承认17界会子贬值，并首次区分流通中两界会子的币值。17、18界会子无法等价替换，使二者在国家财政运作中体现的功能出现了差异。而从币值角度考察这两界会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回答以下问题：两界会子各自发挥何种功用，其差异如何体现？官方对二者不同的使用方式反映出南宋财政运作的哪些性质和逻辑？由此，南宋晚期财政运作的面貌可以被更细致地勾勒出来。本文将在简述17、18界会子并行概况的基础上，分别从军费等中央大额财政支出与地方财政运作入手，对上述问题试做讨论。 二、17、18界东南会子并行概况 有关17、18界东南会子并行的情形，本文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数量和比价这两个角度略作补充。(1)关于数量。17界东南会子发行于端平元年，18界会子始发于嘉熙四年，据统计，17界会子在其间6年内的发行量约3.7亿贯，超越了此前所有界分；⑤另据孙梦观在淳祐六年(1246)轮对时的说法，当时17界会子的数量已增加到4.2亿贯，而18界为2.3亿贯。⑥也就是说，17界会子在18界发行之后仍略有加印。(2)关于比价。宋廷区分两界并行会子比价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因会子发行量过大，宋廷在嘉定(1208-1224)初的换界活动中采取“以旧会之二，易新会之一”的措施，⑦这是宋廷首次在新旧会子换界时设置差异性比价。此举造成民间对会子政策的疑虑，刘克庄称之为“以一易二，民始疑楮”。⑧为此，宋廷在以17界会子收兑15界会子时只能“高折金银，及以官诰、度牒与第十七界新券贴换”，却“不能悉偿，凡州郡桩积与七月所纳之券，悉为干没”。⑨力图维持币值的兑换方式与当时宋廷的实际财政能力并不匹配，造成了很大的财政负担。因此在嘉熙四年，宋廷宣布18界与17界会子的比价为1∶5，即1贯面额的17界会子相当于200文18界会子。此举实质上是发行了新的大面额纸币，较之前修改换界时的比价更进一步。 宋廷虽然将18界会子的币值设置为17界会子的5倍，似乎以新会子为重，但17界会子数量庞大，不太可能被迅速边缘化或直接在流通领域中被放弃。事实上，17、18界会子并行颇久，宋廷甚至在淳祐七年宣布两界会子“更不立限，永远行使”，⑩直到贾似道于景定五年推出金银见钱关子并废除17界会子时，并行制才被终止。生活于宋元交替之际的方回追述称：“庚子(笔者注：嘉熙四年)至甲子(笔者注：景定五年)，岁越二十五，民颇安之。”(11)在长期的并行过程中，两界会子1∶5的比价被坚守，且分别在流通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隆兴元年(1163)，宋廷将东南会子的面额设置为1贯文、500文、300文、200文，(12)但在发行过程中却更重视1贯面额，以满足大额财政开支，致使小面额会子短缺。(13)将1贯面额17界会子作为200文18界会子，令流通中的数亿贯17界会子扮演小会子的角色，迅速调整了各面额会子的流通比例。(14)纸币使用中业已形成的规则和惯例如何根据1∶5的比价来调整，已是令人费解的难题，17界会子的巨额数量更增加了两界会子并行所牵涉的面向和实施的难度。如袁甫在18界会子即将发行之际，向朝廷提出了诸多颇具针对性的疑问；(15)1∶5的比价在刚推出时，某些地区甚至出现了“人心疑愕、市肆昼闭”的现象，吴泳与马光祖等官员曾以此为导火索而互相攻讦。(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