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是一个重要概念和核心范畴，蕴含着“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大同”“得民心者得天下”“天下一家”等许多理念。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生动展现了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特质。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 中国古代的“天下”是一个具有多重内涵的复合概念。在自然地理意义上，“天下”是中国先民根据自身直接的生存体验所构想的自然地理空间，其具体构造被形象地概括为“天圆地方”。政治意义上的“天下”则多指疆土、政权。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代的“天下”还呈现出“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文化秩序格局。 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天下观的起源“可能与古代中国人关于空间的想象有关”①。上古时期，“中央”和“四方”两个方位观念的出现为传统天下观的起源奠定了基础。几千年来，中国人围绕“天下”一词展开了热烈讨论，描绘了理想中美好的天下图景，总结了天地运行的客观规律，寄托了自己立足天地之间的人生抱负，并最终凝结为中华民族独有的天下情怀。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②。可见，中国人的天下观绝不局限于在自然地理上、政治上、文化上对“天下是什么”的描述，还衍生出了一系列优秀的价值原则和文化理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天下责任观。中华民族历来推崇以天下为重的品德和胸怀，总是将个人小我与家国天下紧密联系起来，即使身无半亩，仍心忧天下。孟子慨言“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③，张载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④。顾炎武所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则更为今人所耳熟能详。“以天下为己任”的天下责任观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民族危难关头挺身而出，为保卫家国、抵御外侮而英勇奋斗。 二是“天下大同”的天下理想观。中华民族对美好生活有着自己独特的期待和见解。《礼记·礼运》称之为“大同”。根据古圣先贤的描述，大同社会是一个天下为公，由公选的贤能者管理的社会，是一个物质财富极大丰盛、建立了优越的社会保障的社会，是一个精神文明高度发达、有着良好道德风尚的社会。大同理想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及至近代，依然使无数中国人心向往之。洪秀全宣扬要在人间建立一个“天下一家，共享太平”⑤的天国，康有为幻想升入“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⑥的太平世，孙中山将“天下为公”写在自己的革命旗帜上。正如习近平指出，“天下太平、共享大同是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理想”⑦。 三是“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天下兴亡观。历史上无数次上演的天下易主、王朝更迭的兴衰剧使古人感到天命靡常，也促使古人寻找导致天下兴亡的原因。古圣先贤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天下兴亡取决于民心向背。老子认为，“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⑧；管子指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⑨；孟子有言，“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⑩。得民心者得天下，国家政权的维系离不开人民的拥护，这构成了中华民族关于天下兴亡规律的基本看法。 四是“天下一家”的天下整体观。中国古人心中的“天下”是一个整体概念，天穹之下，四海一家。中华民族崇尚和合、不好武伐，主张亲仁善邻、协和万邦，自信凭借中华文化的荣光能够感化远人，“常愿超越国家的疆界，来行道于天下，来求天下太平”(11)。于是，中华民族建构了一个超乎国家和民族之上的天下体系，认为世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同体，世界上所有国家、所有民族休戚相关，共生共荣。“天下一家”的天下整体观是中华民族在看待和处理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关系时所秉持的前提性认知框架，显示出中华民族超凡的全人类意识和宏阔的世界眼光。 二、毛泽东对传统天下观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毛泽东青少年时期即深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熏陶，立下救国救民大志，毅然投身于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历史洪流之中。在读了一本关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后，毛泽东“很为祖国忧伤，认为每个中国人都有救国的责任”(12)。这期间他还耳闻目睹了长沙饥民的正义反抗、韶山哥老会同地主和官府的不屈斗争以及乡民在青黄不接时的“吃大户”运动，对人民的苦难深表同情、愤懑不已。国家的危急情势和人民的困厄处境一直萦绕在毛泽东心头，终于在1910年秋天，他决定到韶山以外的世界找寻救国救民办法。在湘乡东山学堂，毛泽东的天下责任意识更加自觉和强烈，他告诉同学“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的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13)。他给自己取别号“子任”，以示以拯救天下为己任的决心(14)。 青少年时期毛泽东挺身而出的志愿和救国救民的志向非常坚定，但此时更多的是因国家遭遇危难而自然生发的激昂感情。例如，1915年日本强迫中国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毛泽东听闻后慷慨写下“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15)，表达了一位爱国青年的冲天忧愤和雪耻救亡的满腔热血。可如果进一步追问如何才能担负起洗刷国耻的责任，此时的毛泽东还无法给出或者说还没有找到真正的答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天下责任观所提供的主要是积极入世的精神和心系天下的情怀，至于当下扶危定乱、经世济民的具体任务到底是什么，则需要毛泽东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和历史课题自行探索，而这只有在掌握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后才有可能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