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是海外中国研究最重要的中心之一，英国的汉学研究在中国的历史、文化、语言和民俗等研究领域产生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英国对中国法律、制度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也正在起到日益重要的影响。由于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的差别，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共党史的研究仅仅体现在领导人研究、国家制度研究的一个层面，并没有成为英国学界特意考虑的部分。近年来，随着对中国关注度的增加和对中国问题理解的深入，英国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才逐渐从领导人和国家制度中剥离出来。 从国内已有的成果来看，国内讨论海外当代中国研究或海外中共研究的成果比较丰富，但是这些成果往往将关注点集中在美国、俄罗斯与日本，对英国的讨论较少且笼统。针对海外中国研究的重要成果汇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英国作者的书目不足十分之一，而且绝大多数集中在中国古代研究方面。而仅针对英国的研究成果更加有限，较重要的如2009年当代中国研究所主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发布的《英国当代中国研究》，该文虽然概括了英国的研究状况，但是仅提及了四部作品和两种期刊，采取简单罗列的方式也仅列举了英国的8个中国研究机构，且全文更注重中国学者对英国研究应当采取的态度，而非英国研究本身。所以该文虽然对了解英国学界有重要的启蒙意义，却忽视了对英国学界本身的概述。①其他系统概述英国中国研究的文章则要追溯到90年代。②近年来虽然也有一部分概述英国重要研究机构的文章，③但往往止步于单一机构或研究内容，缺少对英国的中国研究全貌的展开。因此目前海外中国研究中单独讨论英国的文献具有数量较少、介绍较浅、时间较久等不足，既不利于了解作为整体的英国的当代中国研究现状，也不便于梳理其发展脉络。 本文意在从区分“中国研究”与“中共党史研究”在英国学界的语境差异为基础梳理英国的中国研究新现象。然后对英国关于中共和中共党史的研究成果进行概括，将有关组织机构、研究人物、研究对象、研究范式和重要成果进行归纳。同时，由于海外学者的交流性和流动性较强，本文所指的英国研究成果并不局限于定居在英国的英国学者发表的文章，其他国家的学者在英国学术平台发表的文章也被视为英国的研究成果。 一 谱系流变：从中国到中共的视角与定位 “中国研究”在英国已经基本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拥有大量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从18世纪中叶起，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1746-1794)、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等人就对中国的语言文字和文化传统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20世纪初，以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为代表的学术机构产生了早期的中国研究机构。1961年，在英国政府建立“现代地区性研究机构”的号召下，利兹大学率先成立了英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④此后，约有40所学术组织和高等教育机构开设了与中国有关的课程，甚至专门成立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使中国研究成为英国地区研究的一项显学。但是，英国的中国研究中心往往不能完全分割开汉语言学习和其他与中国相关的问题，导致语言研究成为中国研究中心的重要内容。例如，剑桥大学亚洲和中东研究系中，很大数量的中国事务相关研究人员的研究内容是汉语言文学方向的研究。埃克塞特大学、赫瑞-瓦特大学和兰开斯特大学等机构的中国问题研究则几乎完全集中在汉语言文学。同时，虽然部分中国研究机构已经开始区分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但大部分机构仍然将所有历史时期的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因此，不同于很早就将当代中共研究与古典汉学、汉语言文学研究做出较清晰区分的美国，英国定义的中国研究学科中的语言研究、历史研究和当代研究仍然没有进行完善的划分，而中共研究或中共党史研究，作为当代中国研究中更加细分的一个部分，得到的专门关注就更加有限了。 对中国共产党的专门关注的长期缺失在英国的早期研究成果中有明显的体现，直到20世纪末，英国的研究对中共、中共干部和国家机构的概念区分还较为模糊。早期的中共研究往往只作为特定中共领导人研究的组成部分，党史在其中仅发挥叙事工具作用，而非研究客体。比较典型的重要成果如迪克·威尔逊(Dick Wilson)所著《长征，1935年》⑤、《毛泽东传》⑥和《周恩来传》⑦；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所著《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⑧；理查德·伊文斯(Richard Evans)所著《邓小平和现代中国的形成》⑨；等等。这种将中共领导人作为研究重点的研究方法当前仍在英国学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14年，杜伦大学中国研究所创始人迈克尔·狄龙(Michael Dillon)利用包括最新披露的与邓小平关系密切的人员的资料创作了《邓小平：政治传记》⑩，2015年，亚历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Pantsov)和斯蒂文·莱文(Steven Levine)又利用未曾披露的苏联资料通过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邓小平：革命人生》(11)。可以看出，英国学界惯常将中共研究聚焦在特定的中共领导人身上，这一点受到了美国第一代和第二代当代中国研究学者的较大影响。 进入21世纪后，英国的中共相关研究已经粗具规模，但是往往与国家制度研究同时进行，最重要的中共研究成果是中国国家制度研究的一部分。这些研究成果最常见的是以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或党政体制(party-state)来解释中共与中国国家的关系。丹麦学者柏思德认为，欧洲与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在价值观上有所区别：美国对中国制度研究常常是基于权威主义或极权主义的，而欧洲对中国选择的制度路径则是更加同情的。(12)然而，英国学界的研究角度与美国更加相似。托尼·塞奇(Anthony Saich)在英国和美国均有研究经历，其著作如《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的公共财产》(13)、《中国的政府与政治》(14)等论述的中国权威主义十分具有针对性，认为中共和中国政府以处理国内矛盾的名义增加了体制层面的权威主义。尼尔·柯林斯(Neil Collins)与安德鲁·科泰(Andrew Cottey)在其著作《了解中国政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概述》中则直接将“党政体制”一章作为全书的核心论述章节之一，其认为将中共作为中共国家机制的运转核心本质上可以实现整个制度的稳定性和动员的及时性。(15)同时，许多研究把中共研究和中国政府进行了适当的区分。彼得·诺兰(Peter Nolan)在研究中国产业问题时指出，中国的国企仍然是以中共为基础进行自上而下的控制，而中国政府则是设计具体的产业政策。(16)在这些制度研究方面不同于美国的是，英国的研究往往仅从观察者的角度对制度进行概念上的定性，很少有学者对制度、政策等现实问题进行直接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