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8日，美国对日本宣战。紧接着，中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亦对日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与范围进一步扩大。对于中国而言，这不只是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首次正式对日本宣战，还因此在1942年1月与美、英、苏等26国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家共同宣言》，成为“反法西斯同盟”中的重要成员，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长期以来，珍珠港事件与中国抗日战争形势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多是集中在中国国民政府和美国的合作与冲突、史迪威事件等方面。①然而，珍珠港事件对中国抗战的影响不只局限于国民政府高层人员的战略决策，还对当时国内盛行的“日本必败”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事实上，“日本必败论”在“九一八”事变后就见诸报端②，并在此后逐渐成为抗战期间中国官方及民间的重要舆论宣传内容。“日本必败论”的主要内容是从政治制度、经济水平、国土资源、军事力量以及国际环境等方面比较中日两国的整体实力，力证日本即使在军事上取得一时的胜利，但其整体实力明显弱于中国，再加上中国军民的坚决抵抗，日本的侵华战争必然以失败告终。当前学界关于“日本必败论”的研究，主要蕴含在“论持久战”的研究之中，聚焦于国共两党高层对抗日战争结束时间点的研判。③然而，考察中国十四年抗战期间的舆论宣传，“日本必败论”不仅常刊载于国内主流报刊之上，更是有多部专著问世，其影响力不亚于“论持久战”。而就目前国内学界的研究状况来看，该问题仍有较大拓展空间。因此，本文拟以珍珠港事件为历史节点，以朱云影、龚德柏等中国的日本研究者所提出的“日本必败论”为核心，试图阐明这一观点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所发挥的鼓舞人心作用以及其不足之处，以期进一步充实抗日战争的宣传舆论研究。 一、1940-1941年的“日本必败论” 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按照中国抗战形势的变化可将“日本必败论”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时期：(1)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2)从七七事变到1938年下半年抗日战争逐渐进入相持阶段；(3)从1938年下半年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若进一步考察，三个时期的学者们阐述“日本必败论”的深度和广度皆不相同，尤其是第三个时期为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日本必败论”的盛行期。据统计，《文摘》《民意(汉口)》《全民抗战》《益华报》《宇宙风》《抗战要讯》《经世》《半月文摘(汉口)》《青年月刊：战时经济》《黄埔季刊》《战时民众》《读书通讯》等重要期刊上皆发表过有关“日本必败论”的文章，这与当时中国官方的舆论宣传密不可分。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于1939年1月19日发表《告全国士绅及教育界同胞书》，称抗日战争已进入后期，呼吁全国士绅贤达、教育界人士协助国民政府推行兵役和积极开发地方经济，以充实持久抗战的资源，昭示“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战争结局。④ 在中国官方宣传的影响下，中国学者甚至国外学者先后撰写了大量关于“日本必败”的文章，他们从中日政治、经济、军事、国际环境、长期抗战、战略战术、人物比较等方面，论述了日本的侵略战争必然走向失败的命运。⑤同时，亦有李太弗《日本帝国主义必败》(大众出版社，1938年)、杜也牧《中国打得过日本》(上海杂志公司，1938年)、李则芬《以孙子兵法证明日本必败》(生活书店，1939年)、朱云影《日本必败论》(中国文化服务社，1940年)等著作出版，其中，朱云影的《日本必败论》当为其中的翘楚之作。朱云影(1904-1995)早年曾参加北伐战争，1929年官费留学日本，学习东洋史、亚洲史等，1937年京都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理教授。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因带领中国留学生抗议日本侵华，被日本当局强行遣送回国，结束了8年的留日生涯。⑥1937年8月至1938年7月，在杭州“之江文理学院”担任教授。他辞去教职后，1939年2月到1941年4月主编《日本评论》杂志，其主要任务是分析日本国情，让国人坚定抗日必胜的信念。他的《日本必败论》正是写于这一时期，脱稿时间为1940年3月30日，后由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于同年5月出版。考察中国抗战史，1939-1940年是最为艰苦的阶段，国外国内形势对中国的抗战形势极为不利，尤其是汪精卫等人在日本的扶植下成立了“伪国民政府”，公开与重庆政府决裂，严重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此之前，汪精卫抛出的“和平救国”“和平建国”等方针在国内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一些民众相信了“中国再战必亡”的说法，将希望寄托于“中日停战”而实现中日及东亚和平。⑦显然，这一说法已不同于“抗战悲观论”，后者只是看不到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对抗战走势持消极态度⑧，而前者则是赤裸裸地对日妥协、投降，突出强调中日“睦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实质是让中国人接受日本的殖民统治。汪精卫及其御用文人更是将“汪伪政府”的建立视为“和平救国”理念的成功⑨，并将这一理念推行至整个沦陷区，对中国抗战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在这一背景下，朱云影《日本必败论》的问世便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在“导言”中开宗明义地写道：“在我英勇战士凭三年间的苦斗造成光荣事实摆在眼前的今日，不料居然还有若干认识不清的人，怀疑‘抗战必胜’的真实性，而表示悲观动摇；因为他们不肯去研究敌情，所以不会明了敌人的弱点，也就无从坚定‘必胜’的信念。”⑩是故，他对敌情即日本国情展开客观而冷静的分析，其侧重点不只局限于军事方面，还包括日本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国际关系等内容，从多角度阐述了“日本必败”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