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在东亚世界的出场次序之所以发生过断崖式逆转，缘于近代以来“国际法”取代“朝贡法”和剑及屦及的西方近代文明为明治日本赋予的话语霸权。这意味着，被日本人誉为启蒙思想家的福泽谕吉在东亚邻国扮演的角色未必还是“启蒙思想家”。丸山真男说：“面对现实国际政治，他(指福泽)的思考本措置于如何对抗欧洲帝国主义的东洋共同防卫上。可福泽对于被儒教主义浸入骨髓的朝鲜和清国现状的焦躁和绝望，又反射性地强化和确证了他的信念，即作为东洋近代化之推动力的日本的使命感。从这一点出发，他的对外主张便在现实上与日本帝国的大陆进出冲动形成步调一致的后果。”①子安宣邦则在《福泽谕吉〈文明论之概略〉精读》的末尾处讲：福泽将“文明”化为“一国独立”的手段，内含有把日本积极推上西方近代主权国家之路的意蕴，它只能是“脱亚入欧”；同时，日本在对待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时，手里只握有“商贸和战争”这两个选项。② “战争”，能成为福泽谕吉日本近代观的重大选项，意味着其有关战争的话语必须要设定出一套符合“正义”的体系性说辞才行。可是，看似给日本的思想和行动赋予了“自明”正当性的欧美“国际法”，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嫁接于幕末甚至更早期日本国自生的“正当性”基础上的。这意味着，要究明该问题的来龙去脉，相关的历史追溯便具有了前提性意义。 一、日本对华战争话语体系的前近代渊源 尽管《好太王碑》中的公元4世纪高句丽战事和《旧唐书》所记663年的白村江战役，都只是规模不大的局部摩擦，但日本的海外觊觎之心，却由此初现端倪。战后日本势力虽彻底退出朝鲜半岛，可前代遗留下来的“自中心”意识却未尝消歇。平安公卿滋野贞主的“上表”文字显示，日本不但开始自命为“中国”，还把营建范围广大的日式“宗藩体系”列入日程：“夫太宰府者，西极之大壤，中国之领袖也……大唐、高丽、新罗、百济、任那等，悉托此境，乃得入朝，或缘贡献之事，或怀归化之心，可谓诸藩之辐辏，中外之关门者也。”③然而，写在纸上的势力范围舆论显然无法改变当时的东亚地区政治生态，这就使元世祖忽必烈两次征日的失败，为日本赋予了打破“异朝”无敌神话和中日可从此分庭抗礼的行动“意义”。战事缘起于元朝三次要求日本朝贡和三次遭到拒绝。忽必烈时期的“蒙古袭来”，无疑给日本造成了惊彻腑心的震撼。④但大陆军力首次抵达日本反而被日本“战胜”的事实，又无疑给他们带去了过望的惊喜和从未有过的“神国”式自信。⑤有学者指出，正因为“蒙古袭来”，才使神道教传统从此被确立为其本土独有的“日本中心世界观”。换言之，与元朝的遭遇，使日本人从“中国中心世界观”和“印度中心世界观”中脱离出来并实现其自立的愿望。⑥而这种原本发生于纯偶然事件的主体性自信，却使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在明朝初年的再度受封，只能被日本后世史家处理为变例而非恒例。它暗示，日本若想真正实现可与大陆政权相拮抗的“自中心化”目标，更实质的工作应该是如何摆脱“宗藩体系”，通过不再请求册封的方式来尽量减少与中国的落差式政治接触。于是，“至曰封尔为日本国王，秀吉变色，立脱冕服抛之地，取册书扯裂之，骂曰：‘吾掌握日本，欲王则王，何待髯虏之封哉!且吾而为王，如天朝何’”云者⑦，便自然成为“壬辰倭乱”发动者丰臣秀吉面对万历皇帝册封敕诰时的下意识情绪反应。 进一步追溯还会发现，古代日本的对华关系无论是顺还是逆，其潜藏于历史背后的动机，大抵不出利益的巧取甚至豪夺目的。 中国南北朝时期，“倭五王”(赞、珍、济、兴、武，也是日本史上的五个“天皇”——引者注)从413年(东晋义熙九年)到502年(梁武帝天监元年)90年间，共遣使朝贡了13回：及“弟武立，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诏除武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⑧关于不断向南朝遣使贡献并毛遂自荐地邀取中国王朝封号的日本，何以进入6世纪便音信全无的原因，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其欲纳百济于势力范围的企图最终未遂。对此西嶋定生的解释是：“从中国王朝接受官爵并加入其秩序体制本身，已因继体钦明朝的内乱和朝鲜半岛形势的变化而失去了现实的意义。”⑨这里所谓“现实的意义”，应该无外乎“现实的利益”。在《宋书》中，除了一两句客套辞令外，其余皆为武功的自我炫耀和并吞八荒心迹的公开袒露：“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⑩这里的“毛人”，指的是虾夷；“众夷”，说的是熊袭；而“海北”，便是朝鲜。这一点，已在考古学上得到部分证明。(11)由此而形成的以倭为中心的关系网络，应被视为日式“华夷秩序”体系的最早期雏形。可以设想，假若宋顺帝答应将百济划入倭王武的支配范围内，日本还会瞬间变脸且弃而还走吗?这种立竿见影的利益反应表明，日本政治实体在介入“封贡体系”时，除形式上的“藩属”应承外，伦理关系一般不被纳入考虑范围。即便有之，也鲜有恒常而持久的体现和落实。 这也就表明，足利义满以来，明、日邦交的恢复并不是单纯伦理关系的回暖。在这一点上，瑞溪周凤的“利益”观察倒不失几分真实，所谓“近者大将军为利国故，窃通书信”云者是也。(12)后世日本人对足利义满的朝贡行为曾鄙薄有加，以为他在明廷面前丢了国格。(13)其实，他们只是看到明朝对室町幕府形式上的册封，而忘记了勘合贸易下的日方获取。原本，在1404年的朝贡协议中，中方只要求日本每10年派一次贸易使团，但1404年到1409年间记载的却有6次之多。就是说，日方6年竟完成了60年才应完成的“指标”。有学者指出，贸易的巨大收益，事实上已为足利将军“缓和了尊严问题”。(14)而“只想贡(牟利之实)、不想封(封王之名)”的丰臣秀吉，已不啻在前近代东亚秩序中失去了与中国进行商贸交易的前提。无前提而强为之，便只有寇略一途了，即“直以其军进冲朝鲜，席卷明四百余州以为皇国之版图”。(15)据说，在发动侵朝战争之初，秀吉还制订过“七条”约定。其第七条谓：“秀吉以鞭影，先取高丽国八道，然后大明国四百余州，然后南蛮、切利支丹国，其外则至于远岛，皆欲奋武运之所极而割取之。”(16)而且，出阵前秀吉还与部将约定，倘攻下明朝，将赐予加藤清正以“明土二十国”；而作为锅岛直茂参军之彰表，亦许以大明广袤之领地云。当秀吉闻知占领汉城的消息后，又旋即发布“明征服二十五条计划”。其第十八、十九条称：恭迎天皇行幸北京，奉京城周围十国之地以为畿内；以秀次为大唐关白，与之百国之地等。实际上，按照贯井正之的说法，秀吉欲将中国分与属下的狂想，当萌生于更早的1585年。(17)不仅如此，从《毛利家文书》和《锅岛家文书》的记录中可得知，在秀吉的宏大计划中，除朝鲜、明朝等地外，印度也被纳入到他的征伐对象中。而且据称，秀吉还为此做过规模可观的设计。(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