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北伐后平津的权力角逐

作 者:

作者简介:
郝昭荔,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101

原文出处:
历史研究

内容提要:

国民党二次北伐宣告完成后,蒋介石试图利用权力制衡和政治拉拢等手段,从整合平津地方势力入手,打造“蒋即中央,中央即蒋”的局面。此举加速了冯玉祥、阎锡山、白崇禧等地方实力派的分化组合和离心倾向,侵蚀着国民政府刚刚在平津建立的统治基础。表面上看,这是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始终不放弃对权力与地盘的争夺所致,实际上则是由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决定的。蒋介石权术先行、厚此薄彼,进一步强化了地方实力派的派系观念,使派系斗争逐渐发展为国民党的沉疴痼疾,造成国民政府与地方相互倾轧、交相侵逼的政治生态,对北方政局的走向影响深远。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4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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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6月11日,京津卫戍总司令阎锡山偕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进入北京,①国民党二次北伐基本完成。北平、天津是前清和北洋政府的权力中心,统领河北地区的直隶总督向来拥有“首席疆吏”的特殊地位,平津对军人的诱惑力不言而喻。②北伐后期,阎锡山与冯玉祥围绕两地的控制权展开激烈角逐。北伐结束后,蒋介石令阎锡山、白崇禧同处平津,分别担负卫戍地方和肃清直鲁残军之责,意在使二人相互制衡,便于其嫡系力量深入北方。参与北伐的四个集团军对平津军政主导权展开博弈,是国民党内矛盾冲突的聚焦点。因不满蒋介石削弱异己、待遇不公,阎、白及其所代表的晋、桂二系开始接近,日渐形成与蒋抗衡的势力。地方实力派与国民政府相互倾轧的政治生态,在国民党北伐时期便已形成,其衍生的诸多问题,成为日后北方政局纷乱的肇始,在整个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始终未被克服。从北伐告成之初阎锡山与白崇禧在平津的关系演变中,即可窥见这一动向。目前学术界对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研究,多集中于某个派系的兴衰起落,或探寻国民政府与地方的互动关系。③对于地方实力派在应对蒋介石权力制衡时的策略选择,尚缺乏比较视野的讨论。透过国民党北伐后的平津权力分配及其博弈,可加深对国民党党政和军政矛盾的理解,以此探寻国民党整合地方力量失败的原因。

       一、二次北伐后蒋介石的裁兵意图

       1928年6月,国民党二次北伐告一段落。倾覆北洋政府、打倒旧军阀后,国民党内形成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为首的四大集团军。这些军事首领多以政治分会为中心,统辖一方军政大权,国民政府统治权能够直达的只有东南数省。此种局面的形成,既有历史因素,也与国民革命军北伐的遗留问题息息相关。

       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数千年的君主专制政体,但民主共和的成果随后被怀有野心的军阀日渐蚕食。袁世凯帝制自为,见弃于国人,在其死后,各派军阀抢占地盘、彼此征伐,军阀混战成为北洋时期的政治常态,大小军阀皆以扩军为第一要务,兵额扩张成为必然现象。④国民党也未能克服这一弊端。1926年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北伐,但次年国民党内反动集团叛变革命,并在北伐中大量吸纳北洋军人加入。在改旗易帜加入国民党的北洋军阀中,阎锡山和冯玉祥凭借强大兵力,成为二次北伐中北方战场的主力军,跃升为国民党军政要员。隶属于国民党西南执行部的中国青年军人社便认为,“这一幕北伐的结果,只是军阀治权的转移,而不是革命政权的建立”。⑤

       北伐大致完成后,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暗流渐有公开化趋势,“以冯阎冲突与蒋桂冲突为骨干而构成交互错综的关系”。冯玉祥和阎锡山素有积怨,当蒋介石将平津卫戍权交予阎锡山后,冯阎冲突加剧。1927年8月,李宗仁、白崇禧逼迫蒋介石下野后,蒋桂矛盾愈深。蒋拉阎抑冯,冯桂转而接近,⑥军事首领间“互相排挤之现象”丛生。⑦为取得绝对优势,各集团军不断吸纳兵员扩充实力,随之而来的供给问题又反向加剧了军队对地盘的争夺,形成恶性循环。阎锡山收编军阀残部的举动尤引人注目。原北洋军徐源泉、郑俊彦等部均投入其麾下,天津方面附晋者甚多,傅作义因此发出“收编十余万敌人,无给养可虞”的抱怨。⑧

       是时,归属国民政府的军事力量共有84个军,约300个师,兵额至少有220余万。庞大的军队花费浩繁,以全国全年收入养兵尚差三万万余元,故裁兵被视为“党国之急需”。⑨在蒋介石看来,“从前北洋军阀,把持军权,没有不把持财政的,因为要把持财政,更非把持军权不可”。⑩倚赖军权崛起的蒋介石,并不想让此局面重演,裁军被其视为削弱军人权力的釜底抽薪之策。

       北平平定不久,蒋介石便有借北上致祭孙中山之机落实裁军的想法。1928年6月26日,蒋由南京至武汉短暂视察,7月1日又与李宗仁等抵郑州会晤冯玉祥。冯因失去平、津、冀控制权,“面目瘦黑,精神不佳”。他对蒋介石甚为不满,“不愿同上北平”。2日,蒋介石与白崇禧、商震等将领在保定会面,次日同抵北平,阎锡山在长辛店迎接。北伐初定后国民党军事首领齐聚北平,为破除国民党内不睦的传闻,蒋介石精心安排行程。他舍近求远,先赴各集团军主官驻地,再与之同行。7月2日蒋电促冯北上时即谓:“吾人团结应以行动表见(现),免使外人猜疑。”祭告典礼前一天,蒋介石因思裁兵公债已筹备,而“武装同志之觉悟更属迫切”,随即电告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暨各总指挥:“将以实力促进裁兵之进行”,并以“今日非裁兵无以救国,非厉行军政财政之统一无以裁兵”表达其迫切性。(11)显然,督促军人裁兵是祭告典礼背后的深层意图。

       7月6日,国民政府在北平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祭告典礼,是为裁兵善后之先声。阎锡山、冯玉祥位列主祭人蒋介石左右,李宗仁、白崇禧等均依次排立。(12)襄祭者并非追随孙中山的国民党元老,而是三个集团军首领,反映出军人在国民党内地位的跃升。蒋介石在祭文中,直言国民党内各派军人“未能悉明党义,竭诚信仰,尊重中央”;党员之间“对于主义,亦未能全体一致”。他进而痛陈裁兵之必要,告诫军人警惕“虚荣利禄之诱,地盘权位之私,个人主义之企图,封建思想之留遗”,尤要“牺牲各人之自由,确守严明之党纪”。(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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