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差异与数字融入：智媒时代老年群体社会参与的质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418(2023)05-0033-09

      2020年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达18.70%，与2010年相比上升5.44个百分点。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年人生存状态和心理健康正引发社会的持续关注。2002年，联合国首次对“积极老龄化”做出正式定义：积极老龄化是个体在老年阶段最大限度发挥健康、参与、保障的基本权利效用的过程。[1]这一理念提倡给予老年群体更多社会参与、社会创造的机会，充分实现自身价值。在手机等应用工具逐渐智能化的情境下，老年人利用先进技术来获取健康信息以及增加社会参与的诉求愈发强烈。[2]他们通过技术赋权拥有了表达与分享的机会，享受到前所未有的生活感受和社交体验，增进了晚年生活幸福感。但同时受技术素养和接人鸿沟的影响，老年人在智媒时代的社会融入困境依然存在。

      20世纪50年代，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开创代际社会学，关注微观个体生命历程与宏观社会变迁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他提出“社会代”的概念，用以指代“因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而形成独特社会性格并对后续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同龄群体”。[3]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是典型的“社会代”群体，他们是社会主义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发展历程的亲历者和见证者。独特的生命历程使这一代老年人具备了与其他世代人群迥异的代际特征：他们勤俭、保守，拥有坚韧的意志和强劲的生命力。同时，青少年时期跌宕的社会经历又使他们对外在环境变化抱有敏锐的感受力和高度的风险规避意识。本文将在代际社会学的理论视角下，分析当代老年群体面对数字化生活场景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偏好，为老年人借助智能媒体进行社会参与提供理论支撑。

      一、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

      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本文依据中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标准，将老年人的年龄范围界定为60周岁及以上。[4]为保障研究过程的可操作性以及研究结论的可信性，本项目组在全国范围内通过老年大学、社区、个人关系网等渠道招募调查对象。调查对象的选择标准为：①年龄在60岁及以上；②无明显的认知功能障碍；③能够熟练使用智能产品；④知情同意，自愿参与社会调查。最终，本项目组确定63名符合条件的老年人(a01、a02…a63)进行深度访谈，所在区域覆盖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63名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职业等社会统计学信息如表1所示。访谈采用面对面访谈与电话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内容主要涉及老人智能媒体使用情况、日常活动情况、家庭结构情况三大方面，包含15个具体问题。同时，为了揭示老年人在智媒时代社会参与中获得的社会性支持力量，使研究结论更为全面宏观，研究者又选择了部分老年调查对象儿女或孙辈共6人(b01-b06)以及所在社区的5名社区工作者(c01-c05)进行访谈，以上三部分原始资料构成本研究的基础数据。

      

      二、智媒时代老年人社会参与动因及社会支持

      (一)自我需求满足与数字获得感

      作为老年社会理论体系中最广为接受的理论分支，社会活动理论认为社会活动是人们寻找生活意义的基础。如果一个人步入老年仍能参加社会活动，他不但会获得健康和社会福利，而且能通过塑造积极的自我形象获得更大的生活满足感。[5]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类的需求从低级到高级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大层次。访谈过程中谈及智能媒体的有用性感知问题时，老年受访对象大多肯定了智能媒体对其个人需求的满足作用，感知有用性较高。对于“为什么想要学会使用智能手机”这一动机性问题，21位老年受访对象给出了“搜索膳食搭配”“了解保健信息”“交流互动”以及“与社会不脱节”等回答。虽然由于个体差异的存在，马斯洛所列的五种需求在不同老人身上的表现形式和满足状态各有不同，但这已经能够说明老年群体存在着主动利用智能产品进行社会参与以满足自身需求的趋势。

      研究还发现，对于相当大一部分老年人而言，高层次的情感需要和精神需要已经成为影响老年群体社会参与行为的重要因素。中国社会开放的网络环境、零壁垒的技术准入标准、多元化的平台设置，使老年人重返社会舞台、实现自身价值具有了可能性。技术赋权下的老年群体重新获得了归属感和认同感，为自我实现提供了情感能量和价值前提。满足老年人最高层次自我实现的需求，为其提供在智媒时代数字获得感和持续性发展需求的实现途径，这是将老年群体的短期社会参与活动转化为积极主动的、长期稳定的社会参与行为的关键。

      除了自我需求的满足外，对社会资本获得的期待也是老年群体社会参与的主要推动力。社会资本是一种基于信任和互惠的社会网络，社会参与、社会信任、社会支持和互惠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测量维度。社会资本能够促进个体参与集体活动，进而获取资源和支持。数字化社交方式不仅能够促进老年人原有社会关系的维系，更有助于其融入新型数字化社群，网络主体间通过共享表达意义系统实现社会资源的转化。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社会交往理论中提出以沟通为取向的交往行为是合理行为，老年人的数字化社会参与是积极适应数字化表达以加大群体间理解、弥合群体间鸿沟的重要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