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解码、客厅战争和家园认同　　

      [中图分类号]G206

      一、引论：“模糊论断”遮蔽下的学术历程

      詹森(Jansen，2008：71-112)在反思传播研究的境况时指出，“该领域充斥着因忽视自身历史所带来的碎片：片面的真相、孤立的事实、限于主观的愿望，漫画式的描摹，轶事以及反转”。由于缺乏清晰完备的历史叙事，“模糊论断”(thin claim)遍布传播研究领域，并在岁月积淀中钙化成“常规知识”(received wisdoms)，阻碍着学术创新。自1980年代晚期以来，戴维·莫利(David Morley)的受众民族志就因其在民族志取向的受众研究范式中的开创地位得到西方学者的广泛论述。①例如冈特利特和希尔(Gauntlett & Hill，1999：3)认为，“任何有关电视、家庭以及日常生活的研究均无法忽视戴维·莫利的开拓性贡献”。新世纪以来，莫利的研究亦得到我国学者颇多讨论，伴随着相关文献的积累，詹森所说的“常规知识”日渐形成。然而细察既有文献，不难发现其中夹杂若干“模糊论断”。

      一方面是已有研究对方法(method)和方法论(methodology)的暧昧不明。吉尔斯奈(Glesne，2016：6)认为，方法指收集数据的具体手段，而方法论则是居于方法背后的，具备统摄作用的理论取向。潘忠党(2007：4-15)指出，民族志“是一种研究方法，但又不仅仅是一种研究方法……它跟一定的理论取向不可分割”。以此为参照，我国学者的论述往往在方法和方法论之间摇摆不定，例如石长顺等(2005)认为，莫利让受众“观看两期《全国新闻》，然后研究各组的解读”。杨东篱(2020)指出，莫利“主要采取了在受众团体中进行深度访谈的方式”。上述论点显然着眼于方法。与之相应，一些学者对莫利著作的研读更为深入，注意到他的受众民族志在方法层面并不完全符合人类学的标准，进而尝试从方法论层面评估其特征。例如金玉萍(2011)认为莫利的研究“只能算具有民族志倾向”。曹书乐等(2013)发现“莫利仅在考察受众反应的部分使用了深度访谈的方法，其余则更多是在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剖析电视节目文本的内容。这些均和传统民族志方法关注具体现象、强调特殊性等旨趣不尽一致”。张放(2015)在比较研究之后指出二者并不相同，主张将前者称为“非浸入式诠释性探究”，并断定二者共享社会建构主义的本体论，以及包括符号互动论、现象学社会学等在内的思想资源。然而，方法论是方法、理论框架和认识论彼此互动的界面(Crotty，1998：11)。如要准确把握一项作品的方法论，则必须厘清其间牵涉的理论背景以及认识论前提。由于我国学者往往将莫利研究的理论资源简单化为“编码/解码”，②未能充分注意到莫利对该模型的突破，③以及在理论观念方面的持续更新，从而限制了对其方法论特征的准确理解。

      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已有研究多以《举国上下的受众》(The Nationwide Audience，下文简称《举国上下》)、《家庭电视》(Family Television)为分析对象，对后续演变关注不足。作为对传播研究量化传统的反拨，民族志取向的受众研究自1980年代起形成浪潮(，1994)。上世纪90年代，当西方学术界有意识地回顾此浪潮的历史轨迹时，莫利成为绕不过去的名字(Moores，1993：22)。至1990年代晚期，民族志日渐融入传播研究的既定版图，不再是学术创新的前沿。或许是受此影响，我国学者在讨论莫利时往往聚焦于其在1980年代的作品(熊慧，2013；李鹏，2013；张放，2015，2020；黄典林，2016)。可实际上，在出版《家庭电视》之后的第二年，莫利就前往布鲁内尔大学，参与由西尔维斯通(Silverstone)领衔的“信息传播技术的家庭使用”计划(HICT，Household Uses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以独作或第一作者发表论文《家庭关系：大不列颠家庭收视的框架》(Domestic Relation:The Framework of Family Viewing in Great Britain)，《家庭传播：技术与意义》(Domestic Communication:Technologies and Meanings)，《媒介受众传播与语境：对于媒介受众的民族志视角》(Media Audiences Communication and Context:Ethnographic Perspectives on the Media Audience)。在上述论文中，莫利对民族志的具体运用方式持续变化。1990年代中期之后，尽管不再进行大规模的民族志研究，但民族志依旧作为参照点浮现于莫利的诸多论述之中——例如1996年《电视的地理学：民族志，传播和共同体》(The Geography of Television:Ethnography,Communications and Community)、2001年《归属感：媒介化世界中的地方、空间和认同》(Belongings——Place,Space and Identity in a Mediated World)、2003年《和“家”的关系在哪里？技术驯化和家居去地域化中的矛盾动力学》(What's 'Home' Got to Do with It? Contradictory Dynamics in the Domestication of Technology and the Dislocation of Domesticity)等——上述文献并未得到我国学术界的足够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