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的主体性发展而言，道德、生活、幸福三位一体。然而，受科学主义、工具主义的影响，我国德育过于知性化，失去了对人应有的价值关怀。进入21世纪以来，学校德育改革倡导走出知识本位的误区，回归人的生活世界。鲁洁先生提出，“道德教育的根本作为就是引导生活的建构，它所指向的是更有利于人之生成和发展的好生活”①。冯建军教授进而指出，“道德教育必须关涉人的幸福，引导幸福生活的建构，这是道德教育的根本使命”②。新时代呈现出物质丰裕的生活特征，德育如何适应时代发展的变化，引导人建构何种幸福生活，这是必须作出的回答。 一、物我相宜：德育引导人建构一种理性的物质生活 物质生活是人得以生存、发展的前提，并赋予人的精神生活以根基。在物质匮乏的生活境遇下，控制甚至压制人的物质需要体现出历史的局限性。在物质丰裕时代，尊重人对物质需要的同时，又防止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蔓延，则显得尤为重要。德育引导人建构一种理性的物质生活具有现实的紧迫性。 1.物质是幸福生活的基本条件 马克思主义认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③。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的自然属性决定着人的物质需要。一切生命体的存在都具有一个基本特征，即物质与能量的新陈代谢。新陈代谢意味着对旧物质的吸收分解和对新物质的摄取合成，由此推动生命体不断进行自我更新，从而保持生命体的活力。人对物质的需要，正是由机体新陈代谢的生理规律所决定。物质生活是人们通过生产、消费、交换、使用物质资料来满足自身物质需要的生活，其表现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物质生活兼具生产性与消费性的特点，一方面人们生产物质资料来满足消费需求，使人的生活丰富多彩；另一方面消费促进物质资料的再生产，推动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管子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王充指出：“让生於有余，争起於不足。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礼丰义重，平安之基立矣。”(《论衡·治期》)在他们看来，生活中的礼、义建基于人们物质生活的丰足，而纷争则往往根源于物质上的匮乏。这就把一定的物质条件，看作是良好的道德风尚和幸福生活得以形成的前提。人的物质生活是实存的，满足不了物质生活的需要，人就会感到痛苦和不幸。“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没有什么感觉”④，不是穷人不喜欢眼前的美景，而是因生活所迫而无心欣赏。人是理想的现实者，也是现实的理想者。马克思自身的经历也充分说明了物质生活的重要性，在他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的妻子于3月28日分娩。分娩是顺利的，不过她现在病得厉害，与其说是体质上原因，不如说物质上的原因多些。再者，我家里现在简直是一文钱没有，但欠小商人、肉铺老板、面包铺老板等等的账却越来越多”⑤。面对物质层面的窘迫，马克思也不得不求助于恩格斯来改变生活的困境，所以说离开物质基础谈幸福追求，是虚幻且不切实际的。 从人类发展的历程来看，人类对物质生活的态度呈现出从轻视、蔑视到正视、重视的转变。传统农业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其主要解决的是人的基本生存问题，强调“民以食为天”，难以关照人对物质生活的多元需要。儒家思想以“克己复礼”“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来限制人的物质欲望，试图“以道导欲”去调节人的物质生活形态，体现出“忧道不忧贫”的价值取向。何为天理，何为人欲，朱熹曾做过解答。“问：‘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子语类·卷十三》)在朱熹看来，正当的饮食合乎客观的道德法则，应当保护，而追求美食佳肴是人的主观欲求，则要制止。物质需要一旦打上人欲的标签，便成为鞭挞批判的对象。轻视乃至蔑视人的物质需要或者说以人的精神生活来压制物质生活，不仅是儒家思想的一个基本特质，也是西方传统文明的内在向度。苏格拉底以思辨的方式批判物质生活的世俗及欲而不得的矛盾，希冀将人引入充满美德的精神世界中。柏拉图则通过建立理念世界来消解人在物质生活中所存在的过多欲求，以实现人类精神的永恒。柏拉图说：“吃饭从两个方面看都是必要的，它对我们既是有益的，缺少了它又是活不成的。”“欲望超过了这些，要求更多的花样，还有那些只要从小受过训练大都可以纠正的，以及对身体有害的，对心灵达到智慧及节制有妨碍的等等欲望，难道我们不能说它们是不必要的吗?”⑥亚里士多德认为应该充盈人精神世界的需要，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则应被限定在朴素的范围之内，“应该是‘以足够维持其素朴(节制)而宽裕(自由)的生活’为度”⑦。哲学家们对精神生活绝对向往，也自然与物质生活有所疏离。人的物质需要能否得以满足依赖于一定历史阶段物质生产所创造的社会财富的多寡，于生产力并不发达的情况下，在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之间必然有所取舍，推崇前者抑制后者亦是历史选择的必然。如果说哲学家们只是基于社会背景弱化或者隐匿了物质生活对人的发展的合理性、必要性的认识，那么宗教神学思想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基督教用人的“原罪”来揭示世俗生活物质性的局限和人欲的羞耻，进而用上帝来完成对人的救赎，力图表达人可以通过精神净化将自我从物质欲望中解放出来，从而在精神对物质的制约中实现灵魂不朽。禁欲主义则将人的肉体欲望视为万恶之源，并从德性的高度贬损物质生活的正当性、合理性，试图用苦修、冥思的方式戒除世俗欢愉的生活方式，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完成与神的心灵契约。物质生活既不是庸俗低级的，更不是与精神生活相对立的。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尊重人的物质需要，赋予幸福生活以物质内涵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时代指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