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23]04-0060-10 迄自布封(Buffon)提出“风格即人”之论，“风格”作为习用的审美概念业已超出中介性的交流作用，风格的外显性指向作者内在隐秘的人格，作者人格则在具体化的风格中被感知，“风格即人”相埒于“人即风格”。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r，1854-1900)是唯美—颓废主义的代表，不少学者对其唯美-颓废风格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已取得诸多实绩。①但是鉴于风格与人格的复杂关系，从风格与人格同一性的角度研究王尔德唯美—颓废风格的成果尚不多见。本文通过借鉴布封“风格即人”等相关理论，阐述王尔德颓废人格与颓废审美风格之间的关系，强调其颓废生活审美风格是颓废文学审美风格的源泉，而颓废文学审美风格则是其颓废生活审美风格的投射，尽管王尔德的唯美—颓废审美风格激进性的以丑为美表现出审美救赎的一面，但是疏离真善等元价值的唯美必然动摇作为真善的中介与超越的美的根基，真善美元价值的合一成为超克审美现代性困境的根本出路。 一、风格即人格：以人格为根基的审美风格 风格作为审美领域的惯用话语，其形成因素是多样的。沃尔夫林(Wolfflin)认为，“个人性”是构成独特风格的主要因素。②西美尔(Simmel)则提出风格的独特性蕴含着“心灵的独一性”，他认为风格是“私人的，唯一的，根源于自身存在的深度与广度，避免其命运流于量化的独特风格”。③因此，艺术风格独特审美个性的实质是个体人格的本体表达，人格构成风格的底蕴，风格成为人格的载体。 首先，在西方思想文化场域中，“人格”(personality)一词从词源上而言本不具有主体的外在身体特征、外在容貌风度等个体性特点。据格诺特·柏梅(Knott Baime)考证，“人格”一词源自拉丁文“persona”，与希腊文“πρóσωπov”一致，均有“相貌”之意，多指古代巫术活动中使用的面具，“演员所佩戴的面具并不是某个角色的表情，而是这个角色生成”④，“从面貌特征、表情、举止表现和话语来了解当下的内心活动”⑤。基督教兴起之后，“人格”转而指代“上帝、天使与魔鬼”，并且随着古罗马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融合，逐渐将“上帝”“人格”与“理性”结合起来，兼有理性含义，尤以德尔图良(Tertullianus)“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人格论和波爱修斯的人格定义为代表：人格是“具有理性本性的分离实体”。⑥直至近代，洛克(Locke)、康德(Kant)、黑格尔(Hegel)等人普遍接受了这一定义。洛克认为“人格”是理性主体同一性的证明，“所谓人格就是有思想、有智慧的一种东西，它有理性、能反省，并且能在异时异地认自己是自己，是同一的能思维的东西”⑦，以此说明人格的理性特征。康德、黑格尔赓续了洛克的定义。康德将理性人格与道德概念相结合，称人格为“道德理性存在者”⑧，进一步说明人格是由理性所规定的道德含义，但是作为道德主体的人格仅存于主体自身内部，不能被客观化并为主体之外的人所感知。与康德不同，黑格尔赋予人格以法权含义，“人格一般包含着权利能力，并且构成抽象的从而是形式的法的概念，和这种法的其本身也是抽象的基础。所以，法的命令是：‘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于是“人间(mensch)最高贵的事就是成为人(person)”。⑨但与康德相似的是，黑格尔所论述的人格同样停留在抽象层面。人格要想获得现实表现，必须突破抽象“理念”将自身纳入外在形式之中。布封“风格即人”之论使得抽象人格的现实感知成为可能。 其次，布封提出“风格即人”之论，使得人格逾越抽象领域指向感官存在。布封认为，“风格要有思想，要言之有物，要有‘理性’”，并通过表达将其呈现进而达到“刺激灵魂，触动心灵”的艺术效果，由此风格就是置于主体性人的思想中的秩序和行动。⑩布封所论之“人”(homme)，在法文中意指抽象的“person”，即人格，“风格即人”的法权含义可译为“风格即人格”。(11)“人”以外的“知识”“事实”和“发现”都是身外之物，“风格乃是人本身”。(12)因此，风格成为作者本人(人格)的现实代表。 “风格即人格”包括如下统一关系：其一，风格的形成基于人格的根本性地位。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引用布封“风格即人”的观点可以视为人格构成独特风格的进一步说明。在该文中，马克思称普鲁士政府“严肃”“谦逊”的官方风格是“掩盖灵魂缺陷的伪装”，其实质是迫使人们放弃真理，把自己的命运交由“检察官的脾气”来决定，而真正的风格乃是“构成我的精神个性的形式”，这是风格形成的核心所在。(13)其二，人格依靠风格显现其感性生命。黑格尔指出，人格作为自我意识的精神存在无法被人们直观把握，但可以转化为外部显现，“精神产品的独特性，依其表现的方式和方法，可以直接转变为物的外在性”(14)。风格作为客观可感的物性存在即是此种“外在性”的直接表达。于是，风格因其可视化的感知特性成为抽象人格对象化的有效形式载体。于此而言，人们在观看作品时，不再是人与作品间的单向交流，而是以作品风格为中介的主体间的交流，即经由风格阅读的人的间性主体关系。要言之，布封的“风格即人”论表明风格与人格是不可分离的，二者的和谐统一使得风格与人格互为中介，人格构成风格的形成根基，风格成为人格的直观代表。 再次，人格与风格的统一在王尔德的审美中得到有效的体现。有论者将王尔德的人格称为颓废人格，主要以“重主观、重幻觉，求神秘、求怪异，以崇拜非理性主义、神秘主义和偏重技巧、偏重‘恶’”(15)等倾向为基本特征。在现实生活中，王尔德刻意扮演浪荡子作为其颓废人格的现实表征，他衣着考究、风度翩翩、玩世不恭，表现出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怪异”作风。此种浪荡子风格实是近代以降个体生活审美化的结果。西美尔认为，有别于前现代社会的自然经济关系，在现代社会货币结构的质态变化中，“个体生命的终极依托在种种漂浮性的感觉形态中”(16)。由此，形成“感觉型”或“审美型”的个体心性结构。此种审美化的心性结构，在西美尔、尼采(Nietzsche)、福柯(Foucault)等人看来，均具有批判市侩资本主义的颠覆性力量。王尔德在彼时社会环境影响下，以浪荡子的审美化生存方式，形成了反抗工具理性压抑的唯美—颓废人格。基于人格而建构的风格成为王尔德内在精神人格的感性表达，即唯美—颓废的人格显现出唯美—颓废的审美风格。一方面，王尔德通过审美化的生存方式体现感性个体的生活原则，无论是在服饰、居住等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的精致化的颓废生活审美风格不断模糊艺术与生活的边界，还是“怪异”的情欲行为，皆是其颓废人格对象化的风格表达。另一方面，王尔德高举“为艺术而艺术”的旗帜，形塑了唯美—颓废的文学审美风格。要言之，王尔德颓废的审美风格不仅代表了英国维多利亚社会“世纪末”的文化氛围，而且是其精神人格的现实表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