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3)05-0180-07 朱光潜是我国现代美学名家，其美学思想在现当代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纵观朱光潜的学术生涯，部分学者认为他美学思想的“起点”是克罗齐，也有学者认为他美学思想的“起点”是康德。不论朱光潜美学思想的“起点”是克罗齐或是康德，终点却是显而易见的——意大利学者焦万尼·巴蒂斯达·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之所以认为朱光潜美学思想的“终点”是维柯，因为维柯及其所著的《新科学》在其晚年学术生涯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尤其在耄耋之年依然下决心译介《新科学》，足以见出维柯在其学术生涯中的份量。我们通过对朱光潜学术生涯的考察，发现其对维柯进行过两次评介，并且这两次评介均在1949年后。其中，第一次在20世纪60年代，朱光潜应邀编著《西方美学史》，将维柯评价为唯心主义者，将《新科学》看作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作品；第二次在改革开放时期，译介《新科学》，将《新科学》看作唯物主义的作品。虽然在第二次评介维柯时，朱光潜并未直言维柯是唯物主义者，但在推介《新科学》的字里行间将维柯看作唯物主义者已经表露无遗。因此，朱光潜两次对维柯的评介所产生不同结论的原因以及其自身美学思想的发展就是本文考察的重点。 一、朱光潜第一次对维柯的评介：已确立马克思主义立场 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进行了一次以研究“美的本质”为主题的讨论，学界称之为“美学大讨论”。朱光潜在本次讨论中提出的美学观点是“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体现了自身的美学观已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这个转变成为他受邀参与编著《西方美学史》的主要原因之一。 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中对维柯开辟专章予以评介，能与之相比的仅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位。在专章中，朱光潜介绍了维柯的生平以及时代背景，并重点对维柯在《新科学》中所展现的思想和美学观点进行了评价。朱光潜认为：“维柯的主要著作是《新科学》。这是探讨人类社会文化起源和发展的一种大胆尝试。维柯的历史观还是唯心主义的。他的基本出发点是共同人性论。各民族的历史发展就体现共同人性的发展，所以各民族起源和处境尽管不同，在历史发展上却必然表现出某些基本一致性或规律。”①朱光潜在编著《西方美学史》时将维柯以及《新科学》评价为主观唯心主义，既与当时正在进行的“美学大讨论”分不开，同时也与1949年后朱光潜美学思想由主观唯心主义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分不开。1949年前朱光潜因受到康德—克罗齐一脉形式主义美学家“为文艺而文艺”的影响，其美学观点建立在主观唯心论的基础上。朱光潜对自身1949年前美学思想的评价：“我在唯心阵营里基本态度是调和折衷的，‘补苴罅漏’的，所以思想系统是杂驳的，往往自相矛盾的。”②由此见出：1949年前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美学思想，既使朱光潜成为本次讨论的被批判者，又促使其在1949年后急于摆脱主观唯心主义这顶“反动”帽子。就如他在20世纪80年代回忆：“《西方美学史》是一种急就章，目的在向大学青年介绍一点美学史的知识，遗漏甚多。此外，这些流派当时曾戴过‘反动’的帽子，我也怕再戴上这顶‘反动’的帽子……”③所以彼时的朱光潜，既害怕与主观唯心主义的美学先贤产生“联系”，又需要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促使自身美学思想向辩证唯物主义转变。最终，在《西方美学史》中将维柯及其《新科学》评介为主观唯心主义。因此，考察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中对维柯的评介，应当结合朱光潜1949年后美学思想初步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进行分析。 首先，就维柯的思想体系而言。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中指出，“维柯提出真理(verum)与事实(factum)的统一，作为知识的标准或根据”。④再结合维柯所在的时代背景，可以将朱光潜这句话理解为：维柯在《新科学》中展现的哲学思想是对笛卡尔理性主义的一种反对。因此，在《新科学》中维柯以考察人类历史发展为线索，提出“真理是作为的结果”，是人在“知”的过程中所组合和创作出来的，但并未将此运用到希伯来民族和基督教本身。所以，朱光潜认为，“这里可以看出维柯的哲学思想是有矛盾的。从他批判笛卡儿以及他的论著中许多承认观念反映客观事物来看，他有唯物主义的一方面；从他把神意或天意(providence)看作世界秩序的最后建立者来看，他也有唯心主义的一面”。⑤朱光潜虽未对维柯究竟是唯心主义者还是唯物主义者作出定论，仅指出维柯思想上同时存在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但在其内心已经因维柯将世界秩序归于“神意”而将其划定在主观唯心主义阵营之内。 其次，就《新科学》中所展现的历史观而言。朱光潜将其定义为主观唯心主义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新科学》的基本出发点是基于共同人性，将人类历史发展采取古埃及人所用的“三个时代”的划分：“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人的时代”，并认为这“三个时代”会周而复始的“循环”或“复归”。因此朱光潜断言，“维柯是历史循环论者，认为人类文明发展到一个阶段，人就骄奢淫逸起来，失去了活力，不平等代替了平等，因而产生种种社会罪恶，于是人类又会回到野蛮时代，三个时代的循环就周而复始”。⑥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类发展的历史指出：“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替代；新的交往形式又会变成桎梏并为别的交往形式所替代。”⑦这种“新旧交替”即是后来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五形态”说。朱光潜以此对比，发现维柯所提出“复归”的结论与马克思所提出的“社会五形态”的结论并不相符，因此朱光潜将《新科学》中展现的历史观看作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另一方面，虽然维柯的历史观是以发展过程的整体性，一改过去学者对于某一问题就某一个静止的横断面进行研究。但就20世纪60年代而言，“共同人性”代表着主观唯心主义，之所以会出现“共同人性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结论，其原因在于当时一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出现了误读。在这些美学家看来：“人性论”就是人类自然本性，在文艺当中的表现是“艺术摹仿自然”，对艺术作品评价的标准是对自然摹仿的真实与否，是“自然主义”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所表现的“现实主义”相悖。因此，“人性论”在艺术作品上所体现的价值取向与当时对艺术作品的价值取向相悖。朱光潜受此影响，对维柯在《新科学》中“以共同人性为基本出发点”对人类历史发展进行研究，从而将维柯评价为唯心主义也就成为必然，并将《新科学》中所展现的历史观也评价为主观唯心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误读的情况下，不仅对“人性论”有所偏见，与“人性论”紧密相关的“人道主义”也受到牵连，“人道主义”在当时看来是披着宗教的伪装，并且标榜着资产阶级提出的“自由”和“平等”，狭窄化为“慈悲主义”，成为了资产阶级对内统治、对外殖民的思想武器，因此带有“人道主义”色彩的著述和作家也成为了唯心主义。而《新科学》在以共同人性论为出发点的基础上，也谈到了“人道主义”，从而加重了朱光潜内心将维柯定义为唯心主义者的权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