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纹样研究的两种视野与“关系美学”的建构

作 者:

作者简介:
黄厚明,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原文出处: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现代意义上的商周青铜器纹样研究,是在艺术史学科化与全球化背景下产生、发展起来的。在此进程中,脱胎于美学的艺术史与美学之间一直处在复杂的纠缠之中,两者相互影响并共同形塑了商周青铜器纹样研究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范式。一个世纪以来,得益于商周青铜器考古材料的大量出土,中外学术研究得以在不断更新的知识体系中展开对话与交流,这不仅为商周青铜器纹样研究提供了持久的动力,也为检讨和反思西方美学理论和话语模式提供了重要契机。商周青铜器纹样既不是单纯的装饰,也不是现代再现意义上的写实形象。将装饰与再现截然二分的美学认知框架,不仅割裂了中国古代绘画、文字与八卦图像作为“图载”的同构关系,也与中国古代“六书”的造型思维背道而驰。从形式与内涵同构关系解读商周青铜器纹样,既是提供一种可供讨论的方案以便后来者充实并修正它,同时也希望从中国自身的材料出发建构本土性的知识体系与审美理论。“关系美学”的提出是建构中国本土美学理论与话语体系所做的努力与尝试。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23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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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与方法:商周青铜器纹样研究的回顾及反思

      商周青铜器纹样是西方汉学研究的重要论域,也是20世纪美学与艺术史研究的风向标。20世纪上半期,伴随着艺术史在西方的学科化与全球化运动,商周青铜器纹样研究先后经历了汉学与艺术史从冲突走向融合的历史进程。在此过程中,脱胎于美学的艺术史与美学之间也处在复杂的纠缠之中。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美学和艺术史皆将艺术的形式问题与人的审美活动联系在一起,虽然它们皆以康德艺术哲学为认识论前提,但由于不同的目的论和方法论,两者逐渐从混融走向分离。这种面相与格局不免将一些美学问题带入艺术史研究领域,从而共同形塑了商周青铜器纹样研究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范式。

      20世纪初,由于中国古代青铜器持续流失国外,商周青铜器纹样遂成为西方汉学关注与研究的重点。20世纪20年代之前,其研究还大致处在基础性的资料整理与图录出版阶段。进入30年代,相关研究日趋专业化,艺术史作为一股新势力介入到汉学阵营中。由于风格分析与汉学研究在方法上的显著差异,双方一度处于水火不容的对峙局面。①20世纪下半期,随着汉学和艺术史从冲突走向融合,西方学界对商周青铜器纹样研究步入新阶段。此时期高水准的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如《赛克勒收藏商代青铜礼器》②、《殷周时代青铜器纹饰之研究》③、《赛克勒收藏的西周青铜礼器》④、《赛克勒收藏的东周青铜礼器》⑤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成果皆是围绕西方博物馆藏品而展开的,这凸显出西方学界在商周青铜器纹样研究领域固有的限制与不足。

      与西方兴趣点和研究主旨不同,国内学界对商周青铜器纹样的研究一直保持着对考古出土材料的关注与探究。不过,受早期科学发掘材料以及对传世青铜器断代、编年的现实任务的限制,早期的研究者如郭沫若、容庚、陈梦家等人皆对传世青铜器纹样予以特别的关注。其中,郭沫若还创造性地提出“彝器形象学”概念,以期为青铜器纹样研究提供方法论指导。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伴随着田野考古的广泛开展与考古学知识的持续增长,国内学界对商周青铜器纹样研究进入新阶段,不仅在形式分析及分期问题上建立起基本的认知框架,对青铜器纹样的含义也进行了种种富有建设性的探索。然而,商周青铜器纹样研究取得长足进展的同时,也不免存在各种意见上的分歧与争议。究其大者,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抽象与具象孰早孰晚的问题,它源于纹样形式规律的讨论。二是形式与内容的问题,它关涉到纹样功能与内涵的探究。它们作为青铜器纹样研究的基本问题,一直存在严重的分歧并延宕至今。

      抽象与具象的早晚问题,最先由高本汉提出。他对归为殷式的1285件传世青铜器纹样进行类型学分析,将其划分为A、B、C三组风格类型,其中,A组为写实性纹样,B组为抽象性纹样。高本汉总结出A组纹样早于B组纹样且两者相互排斥,从不共存于一器,因而推定原生性的写实纹样出现的时间早于次生性的抽象纹样。⑦与高本汉“写实先于抽象”的观点不同,艺术史家巴克霍夫、戴维森、罗樾等人则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巴克霍夫是西方形式分析学派奠基人沃尔夫林的弟子,他套用其师沃尔夫林的风格史范畴,将商周青铜器划分为古风式、古典式、巴洛克式和新古典式等不同风格发展阶段,指出商周青铜器在不同时期总有一种型式占据主导地位。戴维森同样质疑高本汉纹样分类的合理性,指出其B组纹样实质包含了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类型:一种如形成于早商的分解饕餮纹(B1),年代早于A组的连体饕餮纹(A2);一种如形成于西周初期的长尾鸟纹(B3),则由A组纹样发展演变而来,并在西周中后期成为青铜器流行的母题。⑧相较于巴克霍夫与戴维森,罗樾对高本汉的质疑最激烈也最成功。他参照李济关于殷墟小屯青铜器的研究成果,将殷墟青铜器纹样划分为五个连续的发展阶段。⑨其分期结论与高本汉迥然不同:高本汉所谓原生性A组纹样,在罗樾那里仅属于最后两个阶段,而所谓次生型B组纹样则散见于罗樾所分的五个阶段中。尽管罗樾的分期同样遭到高本汉的批驳,但罗樾关于前两种型式应该居先的立论,随后不久被郑州、辉县考古发掘的新成果所证实,这为罗樾在商周青铜器纹样研究领域赢得了声名与地位。

      受美学家苏珊·朗格“形式第一性”观点的影响,罗樾后来干脆直接否定写实性纹样的存在。他援引朗格的符号美学理论,指出商周青铜器纹样只是纯粹的形式图案,并不存在对现实世界的再现或模仿:“中国古代没有再现性艺术,只有赋予了艺术家情感的、可以称得上艺术的纯粹性装饰。”⑩鉴于罗樾在商周青铜器纹样研究领域的独特贡献,其认为纹样作为纯粹装饰的观点一度产生较大的影响。不过,其形式论观点拥趸寥寥。对绝大多数学者而言,商周青铜器纹饰是富含意义的,只是具体到何种含义,学界对此仍然莫衷一是。(11)从方法论角度看,既往对青铜器纹样内涵的种种解读虽多具探索性与启发性,但都无法合理解释青铜器纹样的形式结构、风格变迁与信仰内涵之间的逻辑关系。故而从艺术史维度对纹样进行形式结构与风格分析,成为商周青铜器纹样研究的逻辑起点。

      二、艺术史视野中的商周青铜器纹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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