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23)02-0044-08 身体美学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国内外兴起、发展的美学研究前沿领域。在身体美学研究中，关于它的学科定位是一个首先需要明确的前置性问题，因为一般而言只有先明确了它的学科定位，我们才能明了身体美学研究对于整个美学研究到底意味着什么。彭富春认为：“人们对于美的范围有许多分类。传统美学将它划分为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等，现代美学则将触角伸向了日常生活世界和科学技术领域，关注生活美和科技美。但身体不仅与它们相关，而且就是它们的聚集点。我们可以说，身体美是自然美的顶峰，是社会美的载体，是艺术美尤其是造型艺术和表演艺术美的中心。”[1]这一看法代表了目前国内多数学者关于身体美学的定位，它实际上是把身体美学定位为审美形态学，是与自然美学、艺术美学、生活美学等并列的审美领域之一，旨在研究作为审美对象的身体的审美化、作为审美主体的身体经验在审美中的作用等问题。不过，这种定位与那些专门致力于身体美学研究的学者，如理查德·舒斯特曼、王晓华、张再林等人的看法和成果并不相符。后者不是把身体美学定位为部门美学，而是美学基础理论研究，旨在对源远流长的传统心灵美学予以拓展和补充。作为身体美学研究的积极参与者，笔者对于以身体美学为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定位是认同的。本文旨在对这种定位给予一种理解、论证。 一、作为心灵美学的拓展 自觉的学科建构意义上的身体美学研究是由美国哲学家理查德·舒斯特曼倡议、发起的。这一工作启动的标志，是舒斯特曼在1999年发表的一篇长文《身体美学：一个学科提议》。如题所示，舒斯特曼的旨意是“提议一个以身体为中心的学科概念”，他称之为“身体美学(somaesthetics)”[2]348。自1999年正式提出身体美学的学科概念至今，舒斯特曼出版了《身体美学与身体意识》《通过身体来思考——身体美学文集》《情感与行动》《金衣人历险记——徘徊在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哲学故事》等多部著作，积极建构以身体为中心的美学学科。舒斯特曼把身体美学定位为“拓展的美学学科”[2]374。这里的“拓展”指的就是身体美学对于传统心灵美学的拓展。在舒斯特曼看来，如果说柏拉图主义哲学传统中的心灵美学的特征是“心灵化的审美”或“审美心灵化”的话；那么身体美学并非否定心灵美学，而是试图弥补被心灵美学所忽视的身体维度，旨在推进“肉身化的审美”或“审美肉身化”[2]第二版导言；7。在他看来，如果说心灵美学旨在为审美作为人的超越现实物质功利生活的精神生活进行辩护的话，那么身体美学则旨在重新恢复审美“最初作为一种生活艺术的角色”[2]353。舒斯特曼批评了鲍姆嘉通所命名的美学传统即心灵美学不及物的封闭的精神立场，其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厌弃身体：“鲍姆嘉通将美学定义为感性认识的科学且旨在感性认识的完善。……然而，鲍姆嘉通拒绝将身体的研究和完善包括在他的美学项目中。”[2]352如果说人的现实生存、生活在事实上就是一种无法摆脱自身肉身甚至就是以肉身为据的肉身化存在的话；那么心灵美学之拒绝身体，就不是忽视作为众多美学主题之一的身体那么简单，它的深层逻辑和旨意其实在于它把审美经验与人据于肉身而存在的现实生活经验割裂开来，进而捍卫审美作为人的有别于现实生活的精神生活的纯粹性，此之谓“审美心灵化”。而身体美学的“以身体为中心”则是试图恢复审美经验与人的现实生活经验的连贯性、一致性，进而恢复审美作为人的现实生活艺术的生存论化的角色和功能。与“审美心灵化”的称谓相对，后者称之为“审美肉身化”。舒斯特曼注意到，在东西方的思想与实践中，都有大量关于身体的谈论，尤其是尼采以后的西方思想关于身体的谈论成为了思想史的重要主题。他倡导身体美学，就是希望在“审美肉身化”的主旨下系统地建构有别于传统心灵美学的知识体系。 舒斯特曼倡议的身体美学研究在中国美学界得到了积极的接应。王晓华把身体美学定位为“研究身体与世界审美关系的学问”[3]。这一定位，实际上也是针对传统心灵美学把美学界定为研究灵魂主体与世界审美关系的学问而言的。在身体美学研究方面，王晓华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论证身体美学的哲学基础。这一工作主要是由他所出版的《个体哲学》《西方美学中的身体意象》两部著作论证完成的。在其中，通过对西方哲学、美学史的解读，王晓华总结出“我有身体”(人是心灵)与“我是身体”两种对世界和人自身统一性的本体论预设。所谓“我有身体”，是说在我之上、之外还有一个更高的真实作为我的存在依据，此即心灵，这是西方传统哲学的主张。“我是身体”则把世界和人自身的统一性预设在身体之上，把人的身体性的存在当作人的存在的最高真实，这是西方现代哲学的主张。在王晓华看来，相较于“我有身体”，“我是身体”是关于世界和人自身的统一性思考更为值得信任的道说，也是身体美学的哲学基础。二是建构身体美学关于审美的系统理解。在完成了身体美学的哲学基础论证后，在美学这一更为具体的学术方向上，王晓华还十分自觉地尝试构建身体美学对于审美的系统看法，其基本思路是把美本质、美感、艺术等美学学科的基本问题在身体美学的理论主旨下进行有别于心灵美学的重新阐释，既使身体美学的理论建构覆盖美学学科的基本问题，又显示出身体美学与心灵美学的理论主旨之别，从而从整体上呈现一种有别于传统心灵美学的美学知识体系，先后出版了《身体美学导论》《身体诗学》《身体的悖论：主体论美学视野中的西方艺术研究》等多部著作。张再林是中国美学界致力于身体美学研究的另一位代表性学者。他一方面明确把“唯身主义”的身体美学视为是“唯心主义”的心灵美学的拓展；另一方面立足中国古代审美传统，重释有别于西方传统心灵美学所理解的人类审美活动的性质和规律，提出了以“美作为生命的象征”“美作为两性的对话”“美作为个体的族类化过程”等命题为蕴涵的“中国古代身体美学论纲”[4]，并在这一论纲下尝试对中国古代哲学、美学中许多重要概念、命题如“情”“文”“心”“充实之谓美”“慎独”等作合乎身体美学理念的新释。 以上学者都把身体美学定位为心灵美学的拓展与补充，作为一种与心灵美学相并举的美学基础理论研究。身体美学研究的意义，如舒斯特曼所指出的，旨在重建审美经验与现实生活经验之间的连贯性、一致性，使审美成为一种直接服务现实生活的生活艺术，从而化解传统心灵美学把审美经验与现实生活经验割裂开来，使审美沦为漂浮于现实生活之上的精神生活的唯心主义立场。而英国著名美学家特里·伊格尔顿的相关论述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身体美学出场的此种意义。在梳理西方美学的发展历史过程中，伊格尔顿同样指出：“如果说可以把美学从窒息它的唯心主义的沉重负担下挽救出来，那么只能通过一种发生于身体本身的革命才能实现，而不能通过为理性争取位置的斗争来实现。”[5]188由此来看，无论舒斯特曼还是伊格尔顿均看到，封闭的精神中心主义、唯心主义立场乃是传统心灵美学的问题之所在。伊格尔顿进而指出，传统心灵美学之所以陷入封闭的、不及物的唯心主义桎梏之中，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学的出场还是未能摆脱西方哲学自古希腊以来所执着的以认识世界的求知为目的的理性主义立场。在他看来，从西方近代哲学的语境来看，美学这门学科原本应该“是作为关于肉体的话语而诞生的”[5]1。这里所谓“肉体的话语”是指人类基于肉身的“最平常的生物性活动对世界影响的各种情况”，是与以认识世界的求知为目的的“概念思想领域”相对而言的“我们全部的感性生活”[5]1。审美要关注的就是这种最可触知乃至最粗俗的“肉体的话语”。在伊格尔顿看来，尽管鲍姆嘉通命名美学的本旨是要关注人的感性生活，也显示出了冲破理性主义桎梏的改革姿态，但从根本上看还是落入了理性主义的窠臼之中。对于鲍姆嘉通来说，“美学的任务就是要以类似于恰当的理性的运作方式(即使是相对自律地)，把这个领域(人的全部的感性生活，引者加)整理成明晰的或完全确定的表象”[5]4。这就是说，鲍姆嘉通所定义的审美活动仍然属于以求知为目的的理性主义，旨在把人的模糊、混乱的感性生活予以明晰化、确切化，形成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审美经验在这里归根结底仍然属于认识论意义上的认知经验。然而，当审美经验被理解为人对自身现实感性生活的认知或观念反思形态时，这意味着它与人的现实感性生活之间的直接同一性还是被切断了，从而为审美观念化、知识论化的唯心主义倾向埋下了伏笔。换言之，只要美学对“我们全部的感性生活”的正当性的辩护无法独立于以求知为目的的理性主义，则审美经验与人的现实感性生活经验之间的连贯性、一致性就难以真正建立起来，而美学自身也只能是充当人的理性思维的婢女角色，而难以成为独立自足的“肉体的话语”。在伊格尔顿看来，要使美学实现作为独立自足的“肉体的话语”或感性话语的学科创构初衷，就必须跳出西方近代哲学“感性-理性”的二元对立以及调和思维，不能再通过向理性争取位置的改良策略，而“只能通过一种发生于身体本身的革命才能实现”。而在他看来，“现代化时期的三个最伟大的‘美学家’——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所大胆开始的正是这样一项工程：马克思通过劳动的身体，尼采通过作为权力的身体，弗洛伊德通过欲望的身体来从事这项工程。”[5]189伊格尔顿没有直接把这种经由身体才能实现的美学革命称之为身体美学，但他的思想主旨与舒斯特曼倡议的身体美学是相通的。在“只能通过一种发生于身体本身的革命才能实现”(it can only be by a revolution in thought which takes its starting-point from the body itself[6])的表述中，伊格尔顿使用了“革命”(revolution)而非“改良”(reform)一词以强调身体美学之于美学变革的彻底性。而舒斯特曼在倡议身体美学时也曾坦言，在一个源远流长并根深蒂固的心灵美学传统和知识体系之外，再提议一个新的美学学科，而且这个学科还是“以身体为中心”的，是“冒着被奚落的风险”的；但他依然坚定地认为，这不是为了追求“极端新异”，而是指向一种根本性的诉求，这就是使美学在身体的基础上予以重构，使审美走出以求知为目的的理性主义立场，恢复它作为生活艺术的原初角色。[2]348总之，面对自身所处的西方美学传统，舒斯特曼和伊格尔顿都把身体美学作为克服传统心灵美学的理性主义立场的方案，作为美学继续向前开拓的根本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