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打字机对19世纪中后期西方“新女性”的塑造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梦杨,女,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李昕揆,男,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
山东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作为书写工具的打字机对书写性别的建构体现了艺术生产的社会历史性。19世纪中后期西方社会出现的女打字员、职业女作家既是“新女性”的代表,又标志着女性在书写领域的两次突破。打字机的诞生实现了女性与打字员职业的高度融合,具备书写能力的女打字员涌入文字处理行业,打破了男性对书写性别格局的垄断,成为女性在书写领域的第一次突破。从女打字员分化出来的女秘书在处理公文信函之余进行文学创作,职业女作家在文学舞台的正式亮相则是女性在书写领域的第二次突破。然而,打字机将女性引入书写领域的同时又将其禁锢于此,女秘书被污名化虽然与打字机普及有关,但深层原因仍是男性话语权力主导下产生的性别偏见。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23 年 10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I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23]04-0070-07

       艺术生产具有社会历史性是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基本观点之一。艺术生产的社会历史性既反映在艺术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上,也寓于艺术生产者的身份变化中,而其最直接的体现是艺术生产工具的更新换代。马克思认为,与其他生产资料形态相比,生产工具(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及其综合形态的机器“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①。生产工具的范畴是包含书写工具在内的,无论是手书时代的羽毛笔,还是机械复制时代的打字机,抑或是人工智能时代的计算机,书写工具的出现都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息息相关。众所周知,打字机曾是西方历史上最为重要、普及度最高的书写工具之一,它的问世解决了视障者的书写问题②,规范了文稿的字体样式,将写作和出版融为一体。论及打字机便会联想到女打字员,女打字员作为19世纪中后期西方社会“新女性”的典型代表,她们“离开起居室,进入办公室”的过程既是女性独立书写之路的缩影,也是女性解放之路的真实写照。

       在以往关于19世纪中后期西方“新女性”群体成因的讨论中,有的研究者考察西方女权运动对新女性意识觉醒的刺激③,有的分析新女性作为劳动力进入社会的历史契机④,有的探寻文学作品中新女性形象的引领作用⑤。上述研究虽已较为全面客观地剖析了“新女性”出现的历史境况和社会动因,但在工具技术之维下思考打字机对“新女性”建构的研究鲜少有之。同样,历史上针对打字机革新意义的讨论也不够充分。尼采因视力障碍而被迫使用打字机进行写作,他在完成《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后说道:“我们的书写工具也参与了我们的思维过程。”⑥海德格尔认为打字机是介于工具和机器之间的“过渡性”产品,它分离了手和书写,改变了存在之于人的关系。⑦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是第一位从性别角度审视打字机意义的研究者,他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The Extensions of Man)中强调:“打字机的职能整合孕育了个人的独立性,特别是为女性进入职场奠定了基础。”⑧德国媒介理论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A.Kittler)也在《留声机、电影、打字机》(Gramophone,Film,Typewriter)中指出:“打字机既不能像电影那样引发任何想象,又不能像声音录制那样模拟真实;它只是颠倒了书写的性别。”⑨基特勒还在《德古拉》的媒介化解读⑩中将女打字员米娜·哈克称作“新女性”。中文学界受到媒介考古学思潮的影响,也开始关注打字机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11)然而,这些研究只简述了女性借由打字机进入职场的过程,并未深入考察打字机在书写工具史中的特殊地位。鉴于此,本文将在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视域下,以书写性别格局的变化为线索,聚焦女打字员和职业女作家出现的物质条件,论述作为书写工具的打字机在“新女性”塑造过程中提供的技术支持,呈现打字机在书写领域“去性别化”和“再性别化”的动态过程,进而分析“新女性”群体中女秘书被污名化的深层原因。

       一、女打字员:打字机建构书写主体的新性别

       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导言》中对“艺术生产”做出重要论述,明确了物质生产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确立了物质生产在艺术生产中的核心地位。(12)同时,他强调物质生产是一个历史范畴,对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关系的思考也应在历史语境中进行。(13)文学艺术作为精神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变化必然受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制约,而这在文学领域具体表现为书写工具对文学写作产生的影响。19世纪打字机的问世标志着书写机械化时代的到来,打字机对文学写作的变革作用集中体现为以下三点:一是提升写作速度,二是改变写作的物质基础,三是隐匿作者的个性。除了在文学领域带来诸多变化,打字机最为重要却被学界忽视的贡献是实现了女性与打字员职业的高度融合,女打字员的出现打破了男性长期以来对书写领域的垄断,确立了书写主体的新性别。

       在工业化到来之前,社会分工有严格的性别要求:手拿缝衣针的女性只能承担琐碎繁复的家庭劳动,男性则用一支具有创造力的羽毛笔书写社会发展的进程。工业化让手写和手工劳动同时失去效力,取而代之的是打字机书写与机械化生产。对此,基特勒指出:“当男人失去了羽毛笔,女人失去了缝衣针,所有人的手都待价而沽——可以随时被雇佣为雇员。”(14)打字机起初只在作家、记者等小范围内流行,随着越来越多的打字机在政府和企业的办公室中出现,以速记和打字为核心工作的办公室文员应运而生。在研究者约翰·吉洛里(John Guillory)看来,打字工作其实“既不科学也不文学,它是主要为了传播信息而存在的写作”(15)。打字工作原为男性专属,但战争导致的男性劳动力大量缺失,给接受过基础教育的女性提供了走入办公室的机会。19世纪大众教育的普及更是为女性进入打字行业扫清了障碍,这些拥有识文断句能力的女性足以承担转录口述内容、编排企业间的商务信函、制作上司的行程备忘录等工作。此外,女性无论是在生理结构上还是在机器操作上,都比男性更适合打字员的工作。其一,女性柔软灵活的手腕和修长的手指,能够快速适应打字机按键对于精准度的要求。其二,女性心思细腻,对待简单、机械、重复性较高的打字工作更有耐心。其三,市面上最常见的雷明顿打字机的生产商,最初是以缝纫机的生产和制造为主要业务,1874年雷明顿公司缝纫机分部总监威廉·K·杰尼(William K.Jenne)将舒勒斯的原型机改装为打字机后,女性作为缝纫机的主要使用者,仅需简单了解打字机的工作原理便能快速上手。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