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23)04-0164-07 比较文学自诞生伊始就表现出“恒常危机”的症候，比较文学界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诊断，归根到底是将它按照一般传统学科思维模式来看取。事实上，衍生于19世纪欧洲的比较文学本身有着浓厚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诉求，这种诉求导致这门学科不是一般专题化意义上的学科，而是具有强烈实践性、先锋性、开放性和反思性品格的间性学科。我们一旦将“之间性/居间性”作为比较文学最核心的学科属性，或者说，把“之间性/居间性”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新基础”，①那么它就不是从一般专题化角度来确定学科研究对象，套用苏源熙的话说，它是“我们坦然面对新对象及新探询形式的条件”。[1](P.23)这种“居间性”之所以成为新对象和新探询形式的条件，就在于作为间在性的比较文学与一般学科不一样，建立在“居间性”基础上的跨越性关系是它得以成立的根基，而这些关系的形成又必须要以因应周边情势而做出的学科期待来加以确定，这是它作为一门以实践性为导向的元学科所决定的。 随着“居间性”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新基础”，在这个新的“问题域”中，如何创建基于间在性之上的跨越关系无疑最为关键，而这个关键环节的构建最终取决于介入这个“问题域”的比较研究工作者。因此，随着比较文学学科范式的转移，“新基础”的逐步形成，查尔斯·伯恩海默发现在当前全球化的多元文化主义时代，身份政治业已成为学科发展最主要的焦虑因子。他对此以无奈的口吻说道：“无论他们(这里指比较学者)在一种文化研究上下了多少年的功夫，如果在‘血统上’你不属于它，总会让人觉得你缺乏某种本真性特质(quality of authenticity)。你试图比较的文学越多，你就越像一个正在殖民的帝国主义者。假如你强调这些文学在主题、伦理、政治上的共同性，可能就会有人指责你在施加一个普遍主义模式(universalist model)，这种普遍性模式压制了特殊性，以滋养那个古老的人道主义梦想，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相反，假如你强调差异，那么比较的基础就成问题了，你尊重某种文化构成的独一无二性(uniqueness)，就可能意味着，文化间任何有意义的关系都荡然无存了。”[2](P.9)伯恩海默在这段话中实际指出了，从身份政治学来看取比较文学会遭遇的一系列比较困境：首先，如果参与比较者研究本国族群文化之外的文学，由于比较者本人在“血统上”不属于它，这种在身份上本真性特质的缺失，使得这种研究在信度上变得可疑；其次，假如比较者基于自身立场强调本民族文学与他国文学在主题、政治、伦理上的共同性，从身份政治学视角来看，那么很有可能引发他身份上是一名帝国主义者的嫌疑，这种宣扬本民族文学的普遍特性不仅压制了其他民族文学的特殊性，而且昭示出背后的殖民化心态；最后，一旦参与比较者转变了这种基于自我为主的身份立场，转向于尊重他国文学的独异性即独一无二性，那么依照伯恩海默的说法，对差异的强调会导致比较失去了基础，这意味着“文化间任何有意义的关系都荡然无存了”。 伯恩海默列出的上述由身份政治带来的一系列比较文学困境，可以说就是该学科在全球化的多元文化时代亟待解决的一些最基本问题，那么如何去破解这些攸关比较文学未来发展的根本问题，果敢地从这些比较困境中突围呢?作为中国学者的曹顺庆先生因应当前世界全球化、民主化和去殖民化(decoloniality)的情势或语境，创造性地提出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面对全球化多元文化的现时代，比较文学工作者如何在“求异”中实现自我认同呢?也就是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工作者如何基于自身立场实现自身文化传统的转化、创新与超越呢?曹顺庆先生指出，变异学旨在发现一个文化或文学创新的路径，即文化与文学交流变异中的创造性，以及文学阐发变异中的创新性。不过，这些创新的基本前提是要把比较文学研究重点由“求同”转向“求异”，而转向“求异”的关键就是要寻求不同国家文学在流传、传播过程中产生的变异以及不同文明间的异质性因素。很显然，这些异质性因素就应该从基于内在差异之上的同一性中来寻求，而法国比较哲学家朱利安提出“迂回与进入”的比较策略采用的就是这种类似理路。这种从外在解构的跨文化策略是从基于自身立场而经由他者文化来达成自我文化的转换与创新，也就是在不断汲取他者文化异质性元素并持续地对自我否定的过程中实现自我超越。可以说，这种寻求异质性的跨文化策略或许给当今比较文学工作者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求异”路径。 朱利安所谓“迂回与进入”的比较策略，就是要“脱离家族传统，切断血缘联系，保持距离”，进入到一种与自我文化迥异的他者文化之中，经由这种通过汲取他者文化的异质元素从而实现自我隔离与否定，再重新回溯到自身文化思想之中。用他自己的话说：“这种‘绕道中国思想’这一‘外在’所得到的利益(用处)，不在于‘离乡背井’，而在于回到我们欧洲思想据以发展的成见，即那些被深埋的成见，没被揭开的成见。欧洲思想把它们当作‘理所当然’(évidence)的事实，已经把它们转化成其组成部分，并且靠它们滋养而兴盛。经由中国来反思欧洲，乃企图有策略性地从侧面切入，从背面捕捉欧洲思想，以触及我们的未思(l’impensé)。我所谓的‘未思’，是我们据以思考的起点，正因为如此，我们不思辨这些起点。……或者说，通过一种外在的思想，在自身理念里退后几步而与‘理所当然’保持距离。”[3](P.22)朱利安在这段话中实际上很形象地阐发了如何在基于自我文化立场上寻求异质性的问题。换言之，对于身处全球化语境中的比较研究者而言，如何在跨文化语境中寻求与自我文化根本不同的他异性，从而经由这种外在思想与自身“理所当然”的事实保持距离，进而走出自身理念的偶然性?朱利安采取的策略就是，通过绕道“外在”即他异性文化来质疑自我文化中那些“理所当然”的东西即“成见”，这些“成见”并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偏见，反而是自我文化据以思考的前提和得以滋养的基础，而身处其中长期浸染的人对于这些前提往往习焉而不察，因而它们根本未能得到思考。那么怎样才能触及到这些“我们的未思”即那些前提呢?朱利安对此说道：“我不会怀疑的，或者说，我没想到要怀疑的这些事物，我只有在遇见另一种思想的时候才可能发现：即走出我的思想家园/离乡背井并且脱离我的思维当中那些未曾遭受怀疑的附着事物。……或者说，只有实际上离开自己的固有的思想，才能祛除这个思想的武断性，才可能进入另一种思想。”[4](P.3)那么又怎样才能进入另一种能够祛除自己成见或武断性的另一种思想呢?朱利安的建议是导入间距(écart)。在他看来，“该间距不仅让我们反思我们的问题，更是让我们思索那些使我们的提问得以成立的事物，我们严重依靠这些事物以至于认为它们是必须的。”[4](P.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