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更高的精神层面审视女性

作 者:

作者简介:
于文秀(1965- ),女,吉林通榆人,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原文出处: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在后现代女性主义者中,茱莉亚·克里斯蒂娃是存在争议最多的人物之一。她拒绝由法国理论界所理解的“女性主义”一词。她的特殊立场招致了一些女性主义者的批评和误解,有人甚至指责她的理论与女性利益无关。但另一些学者认为,这恰好是克里斯蒂娃理论的独特之处和意义所在。她的女性主义的眼界非常开阔,涵容丰富,映射着当代世界及思潮、思想的复杂性。其理论致力于超越二元论、一般的女性主义和民族主义局限,既是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社会政治文化实践,也是一种具有学术价值的对性别文化的深化与探索,其致力于消除人类困境与危机的宗旨显现出鲜明的历史超越性,标志着女性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与新高度。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23 年 10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23)01-0064-08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23.01.007

       作为推动法国理论界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转向的重要理论家之一,茱莉亚·克里斯蒂娃(1941-)①一直活跃在当代理论和学术前沿。她给学界的印象是博学善思、奔放自如、思维活跃、富有激情,一向兼收并蓄而又注重原创,游走于语言学、符号学、哲学、文学理论等多个学科,涉足精神分析学、女性主义理论、政治哲学、文学批评及小说创作等领域,不恪守学科限制与理论分野,也不拘泥于权威的既有框定。她的理论掀起一场批评的革命,她的热情洋溢、勇于表达的理论书写与行为实践,使她成为与众不同的颇有另类特征的后现代女性理论家。克里斯蒂娃没有将自己的女性主义观点拘囿于单一的女性理论的思考空间,正如她在语言学方面所主张的那样,要非静态和多维化,她的女性主义的眼界非常开阔,涵容丰富,映射着当代世界与思潮、思想的复杂性。克里斯蒂娃的理论既是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社会政治文化实践,也是一种具有学术价值的对性别文化的深化与探索,其致力于消除人类困境与危机的宗旨显现出鲜明的超越性。因此可以说,克里斯蒂娃的理论是一次致力于重建人类新文化的思想革命,标志着女性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与新高度。

       一、别具一格的女性伦理

       在所有后现代女性主义者中,茱莉亚·克里斯蒂娃是存在争议最多的人物之一,她拒绝由法国理论界所理解的“女性主义”一词,她的特殊立场招致了一些女性主义者的批评和误解,有人甚至指责她的理论与女性利益无关。但另一些学者认为,这恰好是克里斯蒂娃理论的独特之处和意义所在。无论如何,克里斯蒂娃的女性伦理学说为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阵营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这一点毋庸置疑。

       作为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三大主将之一,与埃莱娜·西苏、露丝·伊利格瑞一样,茱莉亚·克里斯蒂娃也与后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理论关系密切,但不同的是西苏和伊利格瑞对德里达较多的是赞同、对拉康较多的是批判,而克里斯蒂娃则更多的是接受拉康的理论。克里斯蒂娃表示,她能推动结构主义走向后结构主义,是精神分析理论给了她很多的启示和灵感,精神分析学说成为她理论创新的重要资源之一。弗洛伊德关于人的有意识和无意识这一观点,给了克里斯蒂娃深刻的启示,她由此认为,人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弗洛伊德让我们看到,人本身也是一个多声部的构成”②。拉康力图重写弗洛伊德的努力,即精神分析的语言学转向,也给克里斯蒂娃带来了活跃的灵感和较大的启示。克里斯蒂娃充分吸收了拉康的镜像理论和象征界理论,在拉康等精神分析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于自身的女性体验视野对女性精神心理进行特殊性思考,进而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主张,尤其强调人在现实中的实践与思想生成之间的重要关系。

       克里斯蒂娃对女性主义有着自己的思考和看法。她把以往的女性主义分为两种:一是包括了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存在主义等在内的女性主义,这些女性主义派别的一个共同目的和要求,就是男女两性在各个方面平等,所遵循的是同一性逻辑和普遍性原则。在克里斯蒂娃看来,这些理论强调的是人的同一性,而忽略了人的多元性,因为这些女性主义流派的主导价值是现代主义的理性原则,所以它们看重的是总体性原则。二是“弗洛伊德主义”的女性主义,即西苏、伊利格瑞及其他激进主义和精神分析学的女性主义。受到德里达等人的解构主义思想的影响,这种女性主义强调男女差异的不可还原性,所倡导的是与父权制文化相对立的女性文化,克里斯蒂娃认为这不过是另一种性别主义。克里斯蒂娃对这两种女性主义并不是简单的否定和抛弃,而是进行了整合与改造,形成了自己的女性主义理论。

       比西苏和伊利格瑞更进一步的是,克里斯蒂娃反对把差异绝对化,并且认为女人对女性气质与文化特征的认同,并不是真正的革命。她认为男女气质并不截然由生理结构所决定,真正解放了的人,是可以在革命与现状、秩序与混乱甚至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之间自如、自由行动。男性可以以阴性的模式写作,女性也可以以阳性的模式写作。她宣称男性以阴性的风格进行的写作,比女性以同样的风格写作具有更大的革命潜能。因为当男性像女人一样说话,比女性像男人一样说话更能引起文化的不安。

       克里斯蒂娃对妇女或女人这一概念的界定是最为独特的。她认为,妇女这一概念的意义仅仅是政治层面上的,它在哲学本体论上是没有意义的,正如她所说:“‘某人是女人’的信念与‘某人是男人’的信念几乎一样荒谬和蒙昧。我说‘几乎’,这又是因为依然有许多目标是妇女可以达到的:堕胎和避孕的自由、日间托儿中心,平等的工作权力等。因此,我们必须用‘我们是女人’这个说法,以此作为我们提出要求的广告或标语。然而在更深的层面上,一个女人不可能‘是’某种本质存在;它甚至是不属于这个存在秩序的事物。”③克里斯蒂娃指出,以往的女性主义者借助“女人(woman)”这个词,在现实的政治运动中成功地改善了许多妇女的命运,但在当前的新型政治形势下,当代的女性主义者应该更明智地运用这个概念,以免将“解放的政治”变成“排除和反权力的政治”。因为在克里斯蒂娃这样的后结构主义者看来,女人是一个具有本质主义和普遍性色彩的概念,其身份所指是不明确的,特别是性的身份。

       虽然克里斯蒂娃认为无法谈论女人的存在,但女人的具体身份还是可以谈论的,她的女性伦理理论就是基于“母亲”这一具体角色展开的。因为在克里斯蒂娃看来,“那是我们唯一还能够确定的‘第二性’的功能”。虽然克里斯蒂娃在后现代女性主义中多有特殊之处,但在理论中重视对母亲的阐释方面,与西苏和伊利格瑞还是有共同点的。她的女性伦理就是基于母亲和孩子的关系展开的。女性伦理亦称“她的伦理”,主要以母子关系为基本内涵。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