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其理论表述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两个理论维度：第一，它是面向现代的，代表着中国人民向着高度发达的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目标的奋斗和追求，这一目标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第二，它是基于中国的，是在本民族的历史土壤里生长的，是根据中国社会的时代要求提出的，因此这一体系又带有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特征，有着鲜明的中国立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的理论表述，包含丰富的理论内涵和现实内容。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语境中，不仅存在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内容，也存在现代化的精神文明的思想内涵，存在着建立现代化的中国式学术话语和中国式文学批评风格的问题。“中国式”文学批评，一方面是从中国文学发展演进的历史事实出发的，是立足于中华民族的基本立场的，体现着对中国传统学术精神气派的继承；另一方面，又是在现代化的语境下提出的，因此又必须有面向世界的时代格局，代表现代学术思潮的发展方向。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世界历史已经不是各民族和国家历史的简单集合，而是新的生产关系和时代背景的有机融合，世界历史变成了“世界的历史”。从这个意义来说，世界文学也变成了“世界的文学”，因此要将我们的文学批评也放置到大变动的历史格局中，以开放的眼光审视中外一切文化和文学现象，形成具有中国风格的学术理论体系，建构中国式的文学批评话语模式。 一、中国式学术的话语体系与理论风格 “话语”(Discourse)一词源于拉丁文“discursus”，本义指“讲话”或“谈话”。“传统的话语”(Discourse as a system of representation)是一个语言概念，指一段连贯的书写或口头言语。但巴赫金、哈贝马斯、福柯等跨越了学科界限，赋予它一种新的意义表达。尤其是福柯将权力和话语并列，以为知识寓于权力之中，成为权力的载体，体现为话语形式。话语是一种不易觉察的规则：“它们标志着话语某些层次，确定着某些规则；话语，作为特殊的实践，又将这些规则现时化。”①话语意味着规则的制定和思想的引领。中国话语是潜藏于中国文化深处的结构形式，“是指一种可以直接再现中华民族的当下经验、表达它们内在真实需要的现代汉语词汇与深层话语结构”②。中国式学术话语即在世界交融与变动的历史背景下，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建构具有中国精神气派和风格的学术体系。 有学者以“中国本位学术”③表述中国式学术话语的概念。“中国本位学术”的本质，是在中国学术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中国风格和精神的话语体系。与此相适应，中国式文学批评的建立正是立足于中国式学术的历史土壤，并与中国式学术的基本精神息息相关。欧美学术的特征呈现为思想的革命性、知识的体系性、方法的逻辑性和表达的整体性，中国式学术则表现出中华文化的本位立场、积累式的知识结构、从小学出发的考据方法和非体系化的学术表达等基本特点。 (一)中华文化的本位立场 中国古典学术从一诞生就带有鲜明的华夏民族的本位立场。《尚书》《国语》等经典文献精心构建的所谓甸、侯、绥(宾)、要、荒的“五服”制度，本质上是建立起一个以华夏为核心的层次分明的文化圈。在这个文化圈当中，华夏文化位于中心位置。从中心到外缘，空间距离逐层渐远，华夏因素逐层递减，最终发生质的变化，而成为异质的蛮夷文明。《禹贡》“五服”看似是地理制度，其实是一个环绕华夏文明而构建的层次分明的文化体系。中国之“中”本来就有立于文化中央而雄视四方之义，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一直强调维护华夏文明本位的立场，强调维护这个文化体系的稳定性。在华夷之辨的思想观念中，孔子明显有一种文化上的自信，其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④，孟子主张“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⑤，儒家思想本身就是在中华文化本位土壤上建立起来的，这对中国古代学术传统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社会剧变、时代转折的关键历史时刻，坚守中华文化的本位立场，赓续中华文化的精神血脉，更成为古代学术的历史传统。“五四”时期既有颠覆传统文化的激进主张，也有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潮流。王国维、章太炎、陈寅恪、吴宓、钱穆、钱锺书、张舜徽等学者始终坚持“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⑥的原则，冷静理性，处变不惊，坚信中华文化经历凤凰涅槃必然复兴的理想信念。其中陈寅恪的思想话语尤为显著，他认为学术“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63页)，特别强调学术的民族立场，“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4-285页)，“必须保有中华民族之独立与自由，而后可言政治与文化”⑦。从中华民族的立场出发，“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一直是中国式学术坚守的基本理念。 (二)总结与传承的知识体系构成 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知识视野决定了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思想视野，所谓“知识的储备是思想接受的前提，知识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先兆”⑧。与西方寻求知识的断裂性、突破式发展不同，中国古代学术往往追求知识的连续性、渐进式发展。古代中国的知识理论不长于系统的逻辑论证，而将知识的追求看成一个阶段性、循序渐进的积累过程。对知识连续性的理解，决定了中国学术较少“反着讲”的创新而多是“接着讲”的继承。所谓“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⑨，正反映了孔子对知识的理解。知识的传授是一个温故知新的过程，知识本身也是历史与未来相互联系沟通的媒介，是鉴往知来的连续性过程。《礼记·学记》云：“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⑩这里所描述的教育过程，以技能学习为知识的开端，最终实现触类旁通的思想引申，是一个知识升华的过程。《礼记·内则》云：“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学不教，内而不出。”(11)儒家的知识链条存在着前后、因果之间的逻辑关系，是由浅入深渐进式的积累过程，包含着从量的积累到质的升华。戴震云：“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者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12)传统学术是一个阶梯式发展过程，从文字到语言再到圣贤心志，最终上升为思想。也就是说，“小学”是知识的基础，也是思想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