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6219(2023)02-0001-10 DOI：10.13393/j.cnki.1672-6219.2023.02.001 引用格式：刘俐俐.同情：儿童文学理论建设的奠基石[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45(2)：1-10. 1999年始朱自强教授提出“儿童文学是与成人文学相对照才能存在的一种文学样式。因此儿童文学的本质论只有在与成人文学的区别中才能建立。”[1]进入21世纪，朱教授继而呼吁“儿童文学完全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来确立”，认为“儿童文学具有学科的自足性：儿童文学有自己的文艺学，有独立的文学史(又分为中国儿童文学史和外国儿童文学史)，有自己的文学批评。”[2]我们以为，“儿童文学有自己的文艺学”确实必要和可能。奠基石的选取、阐述乃至确定，是理论建设的首要工作，文艺学学者责无旁贷。 一、“同情”是儿童文学之美的基础 “同情”是发生在主体和对象客体关系间的伦理学概念。儿童文学的美则是发生于审美主客体之间。儿童文学主体指创作者和儿童及陪伴的家人老师，客体指儿童文学的艺术属性及其形式美，这就规范了儿童文艺学方法论原则。朱自强教授从方法思考进入“生命存在”的思考范围：“儿童这一生命存在与儿童文学本质之间存在着衡定的唯一无二的本体逻辑关系，因此，儿童文学本质论必得以诗化的儿童生命哲学——儿童观为最根本的理论支点。……儿童文学本质的研究者应该在儿童文学本质与自身的生存哲学之间寻找到沟通之路。”[1]他尤其强调从名著中借鉴和体验的儿童文学理论化路径，这与本文“同情”之美发生于审美主客体关系的思路相兼容。“同情”是儿童文学之美的基础，选取从主体的审美特质入手，然后考察探究随主体属性而来的客体特质。主体的审美特质考察分别从伦理学和美学领域入手，继而探究“同情”之美的主体发生机制，落脚在“同情”之美的阐发。 1.伦理学的“同情”理论资源 人类的“同情”感遍及人类社会和宇宙万物，此为“同情”理论及其特点，可以综合性地支撑主体属性的“同情”之美感的理论假设。我们分别从伦理学和美学入手。首先考察伦理学领域，“同情”的思想资源。“同情”实施对象范围的角度梳理得出，最基本的有侧重人类社会和侧重万事万物的两个理论脉络。 侧重人类社会的思想及其理论久远而丰富。中国古代儒家根据“仁”的理念，以人们的社会生活范围为主来探究“同情”问题。孟子、二程、杨万里以及王阳明等均如此，即便关涉天地万物也最终落脚于人。中国“同情”思想始于孟子：“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从孟子的描述得知，“恻隐之心”即“同情”，孟子很看重而且定位“仁之端也”的位置。“仁之端也”含有本能性、自发性、内生性、普遍性以及发展性等意思，无须血缘和荣誉功名的驱动。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周作人较早触及和关涉“同情”说，以此为基点，他倡导儿童文学审美无功利说：“我觉得最有趣的是有那无意思之意思的作品。”[3]186他推崇安徒生童话《丑小鸭》《小伊达的花》等作品，就是因为符合“无意思之意思”的理念。“无意思”：无目的、自然的，无须血缘和荣誉功名的驱动。 西方人就“同情”的思想，既有丰富漫长的历史，也有分支性言说。仅选取和介绍与我们议题有较为密切关系的英国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的“同情”来看。该著开篇位置就是“论同情”：“无论人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我们常为他人的悲哀而感伤，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不需要用什么实例来证明。这种情感同人性中所具有其他原始感情一样，绝不只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备，虽然他们在这方面的感受可能最敏锐。”[4]5“看到”和“逼真地想象”产生的“感情”就是“同情”感，自然本真，无须血缘和功利驱动，与孟子的“同情”思想不谋而合。 “同情”侧重万事万物的思想及其理论主要发生在西方，我们也选取关系密切的介绍。当代学者、美国的玛莎·努斯鲍姆在诸多说法中颇具代表性：同情是“指向其他生物(creatrue)或生物们(creatures)重大苦难的一种痛苦情感。”“非人类动物会关心和悲痛；它们体验到同情和失去。”“很多动物可以在环境中辨别事物的好和坏。所以，它们也能产生同情。”可见，在努斯鲍姆的同情观中，同情的主体被扩展了，不仅包括人类，也包括了非人类动物。……同情的对象更为广泛，包括所有生物。”①同情的主体和对象都从人类社会的范围扩展到大自然。学界认为，努斯鲍姆将“同情作为跨越狭隘自我的媒介”[5]。这种思想相通于原始宗教的万物有灵论，万物有灵思想及其观念可覆盖和解释人类童年与万事万物的物我不分“共情”现象。人类童年与万事万物的“共情”，与人类成熟之后的“同情”有关联亦有区别。“共情”是“同情”的原发土壤，原人即人类童年期没有能力区分对象和自己的关系，所以“共情”概念的描述更恰切。“同情”则是人类成熟后的感受和感情状况。从上述思想资源来看，儿童将“同情”撒向宇宙的万事万物，暗合了人类童年的“共情”特点。周作人悟到了这点，他说：“儿童没有一个不是拜物教的，他相信草木能思想，猫狗能说话，正是当然的事。”也悟出了儿童文学创作当遵循人类童年的“共情”：“儿童相信猫狗能说话的时候，我们便同他们讲猫狗说话的故事，不但要使得他们喜悦，也因为知道这过程是跳不过的。”[3]123-124如上介绍可看出儿童文学的同情范围契合于人类本初“共情”的心理机制，是儿童文学“同情”美感的重要理论支持之一。 2.美学领域的“同情”理论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