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对全国出版业进行统一、集中管理，并在1949年2月成立出版工作的领导机关——出版委员会，“筹划统一集中的工作”①。1937年就已在延安建立的新华书店此时也结束了战时的分散状态，在1949年9月召开了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这“标志着全国出版事业适应着新的情况开始走向全国范围的统一”②。新华书店开始从党的出版社转变为国家出版社，并以全国出版、发行工作领导者的身份，通过图书出版、知识生产和传播等方式，参与了建设新中国的时代任务。它以“知识政治学”的方式，以特定出版物表达政治主张、再现革命历程，培养新政权所需要的观念、情感和道德，从而有效参与到崭新的人民政权建立的时代旋律中。因此，从新华书店的几种重点出版物可以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知识类型的变化和知识秩序的重建，以及更为深层的政治秩序的变动。 一、“新民主主义”：新的政治文化的诞生 1948年12月，中共华北中央局宣传部召开出版工作会议，指出要保证新解放城市迫切需要的书籍，如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以及党的政策文集等③。据不完全统计，平津解放以后半年，解放社和新华书店出版了书籍三百二十余种，共八百余万册④。其中政治类书籍占大多数，这类书籍的热销可以由各地新华书店的经营状况证实。北平解放后，新华书店从1949年2月10日开始营业，先后在王府井大街、西单、前门成立了三个门市部，每天销售近九千册图书，其中毛泽东的著作卖得最多，《新民主主义论》“最受读者的欢迎”，“在北平销出的总数现已超过十万册”⑤。新华书店上海分店6月5日开始营业，当天两个临时门市部就卖出书籍一万二千余册，其中《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书最为畅销，“该店现正赶印毛主席和中共中央负责同志的著作及中共各种政策文件等书”⑥。 新华书店的经营状况表明了新解放城市的知识更新及其背后的政治更替。这一点常被拿来与此前国民党的正中书局作比较，用以说明新的社会气象和政治文化的变化。有报道称，读者每日如潮水般地蜂拥而至看书买书，到关门时仍不愿离开，“同是一个铺面，过去的正中书局，营业清淡，门可罗雀；今天的新华书店，繁荣兴旺，读者盈门”⑦。还有报道说，“正中书局，改为新华书店，红橱窗，黄门面，气象万千”⑧。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也自然成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等书籍的参照物：“店内生意很好，几乎是挤得水泄不通，最畅销的是毛泽东著的《新民主主义》和《论联合政府》，这情况比三十二年春天，重庆人买《中国之命运》还有劲!顾客以学生最多。”“开业那天，不到中午，这两种书便被‘抢购’一空。”⑨知识的更新表明国统区原有政治根基的瓦解，整个社会文化的基础已被颠覆，有人就通过新华书店的场景呈现历史的转折：“我的天呀!幸亏你没有睁开眼睛看，倘若你看到了新华书店的那些‘硬性’的书一抢而空，和无数的人们热情的学习新文化的情形，那恐怕会把你的嘴巴打肿了。”在他看来，“文化口味”“是时代的，历史的，政治经济的”，“过去正因为美帝国主义的堕落文化和中国的落后的封建文化狼狈为奸，加上蒋匪的扶植，才产生了那么样多的黄色文化”，随着时代、历史的发展，这种“落后的口味”已被抛弃，更重要的是“新文化冲垮旧口味，建立新口味”⑩。 然而，作为政治变革之表征的知识潮流也被某些不法商人视为难得的商机。据出版总署的调查，自平津解放到1949年11月，北京的翻版书商大小总共有15家，出版翻版书91种，政策文件占90％以上，其他还有通俗政经读物如《大众哲学》《辩证法唯物论入门》，以及文艺作品如《兄妹开荒》《白毛女》等。在政策文件中，《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宣言》《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简史》等书籍均有翻印(11)。总的翻版书发行数量据估算达27万册之多。这些书成本低，书价比国营书店低30-55％，因此贩卖利润高(翻版书利润通常是25％甚至30％，国营书店是20％)，“迎合了贩卖书商之心理”(12)。在上海，公安局传唤了上海书报杂志联合发行所的经理刘玲和太平洋印刷公司的负责人糜文定、姚平，控告他们冒用新华书店名义，私自翻印销售《共产党宣言》(13)。上海五洲、天下两个书报社被查获销售未经许可翻印的书籍《共产党宣言》《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29种，共9556册(14)。 除了翻版，还有大批假冒、杜撰的书籍流通于市场。工人李英写信给《大公报》反映这一问题，并提醒工友“买书不要上当”，建议买书最好到新华书店去买，因为有一些书商“偷天换日”。李英买了《领导人民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奋斗史》和《中共组织与简史》，“发觉这两本书内容完全相同，连印刷格式也一字不改，仅仅封面调换”(15)。同时，大量翻版、假冒的书籍成为市场上“时髦的‘商品’”，“一些不伦不类的小册子”大量出现，“什么‘土地改革法’，什么‘城市土地房屋买卖租赁问题详细解释’‘城市政策’，以及‘毛泽东外传’‘毛泽东自传’‘斯大林怎样起家的’，等等，名目很多”。这些小册子“有些是选自原著，但绝大多数是东抄西摘，断章取义，不完全、不切当或根本错误地叙述与解释共产党与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和党的领袖的历史；有的居然冒充共产党人的口气(并教给书贩子说是新华书店出版的)替共产党杜撰一套‘城市土地政策’”。虽然盗印书籍、小册子的出发点各异，有的“是政治理论水平低”，有的“是纯粹的投机商人”，“利用人民对于共产党及其领袖仰望的热情和人们极欲了解党与政府各项政策的心理”(16)，但在无意间也传播了新的政治观念。当然也不乏一些有明显政治目的的书商，“他们的伪造品富有挑拨性，企图扰乱人心；或故意提出过高的不能兑现的口号，引起人们的各种美丽的幻想，以便在这些幻想不能实现的时候，煽起人们对共产党与人民政府的不满，以便于达到他们破坏与中伤革命的目的”(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