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3)05-0022-09 文学理论在20世纪经历了现代的“文学理论”与后现代的“大理论”以后，逐步进入后现代之后的“后理论”阶段。进入21世纪，随着《批评探索》主编米切尔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伊格尔顿的不断呼吁，“理论危机”与“理论之后”已经成为近20年文学理论发展的基本症候。米切尔在2003年曾向《批评探索》编委会提出一系列关于“理论危机”的问题。“理论的辉煌时期是否已成为过去；理论是否丧失了其革命的意义，正经历着向关注伦理、美学和关心自我的转向；在压倒一切的大众文化和商业娱乐大潮中文学和美学的命运如何；信息和生物技术革命是否在为政治、科学、艺术和宗教等领域的理论探索开辟了新的途径；以及知识传播的媒介和形式是否有新的变化等等。”①伊格尔顿也在《理论之后》中指出：“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早已消失。”②与“文学理论”与“理论”两个阶段相比，“后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到底能够在哪些方面推动文学理论发展?到目前为止，这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很多学者开始关注“后理论”问题，马丁·麦奎兰与格雷姆·麦克唐纳等编的《后理论：文化批评新方向》、朱迪斯·巴特勒与约翰·吉洛里等编的《理论留下了什么?》、简·艾略特与德瑞克·阿特里奇编的《理论之后的理论》、王宁的《后理论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宋伟的《后理论时代的来临》等著作以及周宪的《文学理论、理论与后理论》、徐亮的《后理论的谱系、创新与本色》、刘阳的《“后理论”的文学走向及其新型写作可能》等论文先后从不同角度分析后理论的起源、理论形态与学术意义等问题。这些研究主要从学术史角度探讨后理论问题，并没有将后理论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联系起来，形成对后者的有效推进。王宁认为：“‘后理论时代’并不标志着理论的终结，而恰恰标志着，在这样一个时代，理论的功能发生了变化：理论不可能作为一种万能的工具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问题，但理论也不可能仅限于文学文本的解释，它的有效范围应该是适中的：既可以用于阐释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当代各种文化现象，同时也可以用于解释古典文学中的文化现象。”③他充分意识到后现代的“大理论”与“文学理论”之间的非同一性，强调将“大理论”引入文学研究的积极意义，但是还没有深入到具体的文学批评层面并分析其中蕴含的可能性，也没有在文学基础理论层面进行建构性探索。后文学理论研究应该把由后现代思潮带来的关于语言的“大理论”引入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研究，通过对本体论语言观的考察揭示出文学理论与流动的历史之间存在丰富的可能性，形成与后现代解构策略完全不同的“小理论”分析。当然，受到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后文学理论既要辩证地看待“大理论”，又必须以此为基础走向“小理论”。 一、语言转向与后理论时代的到来 在后现代的“大理论”时代，文学理论研究受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的影响，努力把语言分析与社会理论结合起来，把文学当作一种文化实践，实现了从作品到文本、从纯文学观到大文学观的转变。卡勒在接受了后现代“大理论”以后，提出的著名论断是“文学也许就像杂草一样”。在卡勒看来，文学与哲学、历史等文化活动一样，都是运用语言表达意义的过程。但是，文学与哲学、历史等文化活动又完全不同，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为了辨析文学与其他文化活动的差异，卡勒指出：“你应该做的是历史的、社会的，或许还有心理方面的研究，看一看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会把什么样的植物判定为不受欢迎的植物。”④具有“大理论”特点的文学理论以“话语与解构”为中心，主要分析罗兰·巴特、拉康、福柯、德里达等后现代理论家关于文学文本的论述。这些观点在较好地剖析了文学与社会之间关联的同时，也陷入忽视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的审美特性的怪圈。当然，后现代思潮也是诞生于20世纪“语言转向”背景中的重要理论思潮。从西方哲学的发展来看，语言转向从18世纪开始出现在各种关于语言起源与本质的讨论中。这些讨论主要强调，与人的存在密不可分的语言具有概括世界的抽象化能力，只能作为一种隐喻指涉人类的复杂情感与世界的丰富内容。语言学家洪堡特与德国浪漫派在分析语言起源问题时都认为，语言既不是起源于超自然的上帝，也不是起源于自然界中的动物的喊叫，而是作为一种人类现象，与人类的思维共同存在、共同发展。语言除了能够对主体与客体做出合理区分，还把各种完全不同的官能认知联系起来，构成一个人的统一的感觉形式。⑤ 语言转向的最早源头之所以被追溯到18世纪，除了工具论语言观在此时受到质疑，还因为尼采在19世纪关于语言的讨论也受到德国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他强调语言是人类思维的表达，“只描述了事物与人的关系，借助最大胆的隐喻来帮助表达这些关系。首先把神经刺激转换成图像，第一个隐喻!接着是图像又被声音所模仿!这是第二个隐喻。而每次都完全跃过一个领域，正好进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新领域中间”。⑥尼采提出的隐喻论语言观，既对结构语言学、存在主义与分析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又成为20世纪下半叶产生的后现代理论的重要源头。韦勒克针对20世纪下半叶蓬勃发展的后现代理论指出，这一思潮既凸显了语言的重要价值，也不断抹杀人与世界之间的关联。“新的理论宣称人们生活在与现实毫无关系的语言牢笼中。尼采著作中的一些话似乎也说明这一观点，或者至少支持这一观点。”“这类较为极端的论述都试图取消人，否定自我，把语言当作自由漂浮的符号系统，理论最终完全走向怀疑主义或虚无主义。其实，这些指责也不只是‘解构主义’批评者们的发明。它同样被一些批评家们清晰地表达出来：如希利斯·米勒在1977年的《批评探索》中的论述；保罗·德曼在《盲视与洞见》中运用有些令人沮丧的存在主义术语指出诗歌就意味着虚空，宣称其完全是‘一无所有’；德里达宣称新理论是一种‘尼采式的主张，也就是一种欢快的关于世界游戏的断言，……一种没有错误、真理和起源的符号世界……超越了人和人文主义’。”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