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不是科技，作为变数的发展和开新固然一直存在，但作为常数的汇通和叠加同样如影随形；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亦然。这并不否定时代有特殊的选择或扬弃，但最终不同时代的选择与扬弃为后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自20世纪初以来，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变化纷呈，流派众多，特色各异，令人耳目一新之处甚多，但其中的偏激与排他、反常与怪谲亦同样层出不穷，由此导致的文学原理乱象比比皆是。 然而，文学作为加法，其常数使我们并未因为有了现当代西方文学而否定荷马史诗、古希腊悲剧，也不会因为二次元审美而抛弃古老的诗经楚辞、唐诗宋词。那么，近代以来文学的潮起潮落、文学理论的此消彼长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原因当然有很多方面，有关这个问题的探究旷日持久，成果汗牛充栋。本文尝试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重塑文学的变数和常数、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之间的辩证关系，尽管这一方法似乎已经被众多现代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所摈弃。 一、变数 《礼记·大学》有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文学的变数也是如此，它恰似人类文明进步的步伐，一刻也没有停息。而文学作为特殊的意识形态，自然依赖物质基础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譬如神话对应人类童年，史诗、戏剧(或律诗)、小说(或传记)分别对应人类少年、青年和成年，这是由马克思关于希腊神话的论述推演的，而历史唯物主义所自也。又譬如文学如何向下、向内、向弱、向窄、向小，等等，也不失为一种可能的概括方式；尽管其中充满了悖逆与反复，也就是说，某些常数的存在恰似人类基因，与有关变数形成相反相成的互动，此辩证唯物主义所由也。 先不说生产力发展如何影响和催生文学体裁与类型，譬如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美洲文学同样经历了神话传说、史诗和戏剧的历史嬗变；单就本人概括的五大趋势而言，也明显呈现出了文学变数的显性历程，且不说树枝般发散的众多“主义”。 (一)向下。首先，对苍穹、日月、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的仰视是人类蒙昧时期文学表现的基本形态。从希伯来神话关于伊甸园的描写，到古希腊关于奥林波斯诸神的臆度，再到我国关于盘古、女娲和稍后的释道梵境天庭的猜想，以及古代玛雅人对天神的叙述，无不彰显了人类童年时期的烂漫想象。当然，烂漫背后是恐惧。用鲁迅的话说，“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神话大抵以一‘神格’为中枢，又推演为叙说，而于所叙说之神，之事，又从而信仰敬畏之，于是歌颂其威灵，致美于坛庙，久而愈进，文物遂繁”。①这也是马克思的基本看法，或者说是鲁迅接受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后的一种自觉表述。其次，对祖先或巨人的追怀是绝大多数史诗的共同特征。即使在古希腊悲剧中，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念之系之的也是英雄传说时代，故而他们笔下的人物和事件大多取自荷马史诗。 但正所谓时运交替，质文代变；就西方文学而言，略过中世纪，文学便一路向下，尽管其中的一些元素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已见端倪，比如亚里士多德睥睨的喜剧对庸常生活的描写。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在人权颠覆神权的过程中催生或者拥抱了人文主义。新风初拂，中世纪的英雄豪杰纷纷带着骑士和明君的光环闪耀一时，但很快就被中兴的市民风尚所取代。于是，喜剧大为兴盛，人们的嘎嘎笑声在背弃神权的同时，助推了人文主义的另一个面向：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原始资本裹挟并与之互为因果的市民价值、市民生活。文学家开始用身体思考一切，用双眼平视世界，这便是讥嘲宗教僧侣的《十日谈》和《巨人传》、反讽英雄豪杰和骑士道的《疯狂的罗兰》和《堂吉诃德》等“横空出世”的历史背景。同样，宣扬市民生活的喜剧层出不穷(仅洛佩·德·维加一人就创作了一千多部喜剧，莎士比亚环球剧场中占统治地位的也是喜剧)。再往后是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无论在英法浪漫派笔下，还是在德国“狂飙突进”运动兴盛时期，文学都不再主要描写读者高不可及的王公贵胄和英雄豪杰，而是抒发亲近乡村的自然情怀，抑或描写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冉阿让式的人物，甚而高唱浮士德那样的人性悲歌。批判现实主义则进一步将笔触指向普通人、可怜人，譬如狄更斯的大卫或雾都孤儿、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或交际花，等等。19世纪末至今，文学的俯视状态愈演愈烈。从左拉式的小人物到乔伊斯、卡夫卡式的异化者，可谓一路向下。 (二)向内。表现内容从外部转向内心，这几乎是世界文学的一大景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索福克勒斯是与荷马同类的摹仿艺术家，这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古希腊哲人对于崇高的理解和界定，即“事件的组合是成分中最重要的，因为悲剧摹仿的不是人，而是行动和生活”。②动作或行为描写需要全知全能式的俯瞰，因此古典西方文学的全能叙事者一路贯穿到现代，尽管中间有过巴洛克风潮和浪漫主义(尤其是消极浪漫主义)时期的内倾化尝试。后者逐渐成为现代文学的主要取向，并在意识流小说和后现代文学随心所欲的拼贴机制中达到极致。 (三)向弱。人物从神明到巨人、从英雄豪杰到凡夫俗子的一路下滑，契合了文学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的基本走向。文学创作终究是作家从内容到形式的一系列复杂选择的结果，作家本身的境界、修养和文学人物的艺术高度决定了作品的高度。“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作品难以成为文学经典，而文学人物的“弱化”或“矮化”恰好契合了19世纪的审丑美学。但是，这种审丑逐渐下滑，进而抛弃了罗森克兰兹关于审丑是为了审美，即反衬美、凸显美的美学宗旨，以至于迫不及待地转向了以丑为美、终使丑学与厚黑学殊途同归。与此同时，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绝对的主观性取代了相对的客观性。传统文学史诗般的宏大叙事变成了目下的自说自话，甚至无病呻吟的哼哼唧唧；尽管现代主义某些反传统和“反艺术”蕴含着对抗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初衷，一如后现代主义极端的形而上学思辨和去中心化很大程度上也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消极对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