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王国维曾经感叹“一代有一代之文学”①；如果需要“接着说”，那就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理论”。但是，今天的中国文学理论有什么突出特点呢?很难再像王国维那样“一言以蔽之”了。因为，今天的文学现象已经令人眼花缭乱，“理论”作为“现象”的抽绎与概括，必然主次难分。尽管常有《XX(时段)文学理论概观》之类，也不过是作者自己的视角，很难服众。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例如将注意力集中到“前沿”(如果可以使用这一概念的话)，那么，今天中国文学理论也就并非无章可循。因为所谓“学术前沿”，一般不是老生常谈，也不是在某论域反复打滑，而是新兴的，或为学界所普遍关切者；即便尚未引发足够关切，却是比较重要且颇具生长性的话题。鉴此，本文选择文学理论四个问题进行简要阐发，以期引起方家注意或更深入探讨。② 一、“文学性”之中西别异 文学理论的对象不是笼统的文学，而是文学的“文学性”。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而是俄国形式主义学派提出来的，对于20世纪文学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当然，俄国形式主义有“唯形式”倾向，这个观念也需要修正，应将“文学性”定义为文学理论的直接对象：加上“直接”二字，意味着文学理论还有“间接”对象，那就是“非文学性”方面。文学的“非文学性”研究不仅普遍存在，而且具有合法性，关键在于如何处理二者关系。以笔者之见，通过形式阐发意义，才是文学理论的正途。因为文学作为语言艺术，不同于一般语言作品，后者是实指的、实用的，而文学语言的指称却是想象的、虚构的，所以是形式的、艺术的。 需要强调的是：通过形式阐发意义，确切地表述了文学理论的对象与属性。这里所说的“意义”，包括可说的“意思”与不可说的“意味”，其中可以是文学的，也可以是非文学的；后者包括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伦理的、政治的等等，都不能与“文学”画等号。由于非文学的“意义”在作品中被“形式化”了，“意义”融化在了“形式”中，不再像非文学语境中的独立存在，所以，只能通过形式才能发现它的存在，否则，超越形式直奔主题，那就不是文学理论，而是非文学的理论。“非文学的理论”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只是说它对文学研究而言是非专业的，所谓“学有专攻”就是这个意思。就学术研究本身而言，专业与非专业应该有所区分。“跨学科”须以成熟的“学科”为前提。成熟学科都有自己的边界，学术研究不可以像无头苍蝇那样乱飞无忌。 厘清了文学理论的对象，就要考虑中国的文学理论应当怎样，特别是在“文学性”研究方面。 毫无疑问，中国的文学理论可以研究的问题很多，包括域外文学理论的译介与研究。同样地，中国的文学理论应该立足于中国文学现实，即便译介和研究域外文学，也应了解中国文学本身。关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特点，当然是一个很大、很宽泛的问题，几句话很难说得清。但是，这并不是我们“不去说”的理由，有效的方法就是拿捏某一特定问题。当然，这问题不应该是细小的具体问题，而应该是关涉到文学总体的宏观问题，或者说是把握总体特征的某一关键视角，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中国文学的“文学性”问题。 我们知道，“文学”这个概念存在广义、狭义之别，无论中西，概莫能外。但是，“文学性”是所有文学——广义的或狭义的——最大公约数(如果说它们还能被称为“文学”的话，或者说如果我们还能称其为“文学”的话)。因为，从“文学性”概念诞生的那一天起，它所指向的就是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分，即便非文学作品也有“文学性”，即便“文学性”并非文学作品的唯一等等，都不能否认这个概念指称“文学之为文学”的正当性。如是，我们不妨选取“文学性”视角，对中国的“文学”做一些描述，即在宏观上描述“文学性”之于中、西有哪些差别。 人所共知的是，“虚构”是西方文学的前提和基础，就像“fiction”一词同时具有“虚构”“想象”“编造”的含义，没有虚构就没有西方文学。中国文学不是这样，中国文学的前提和基础是修辞，虚构次之。这也是中、西文学“文学性”之别异：西方文学的文学性基于虚构，虚构和想象使言说成为艺术，语言作品因此而具有了文学性。中国文学不是这样，无论秦汉之前还是魏晋之后，无论神话传说还是子学、史传、诗赋等，那些被称为“文学”的东西总与历史、社会、实存、利害等紧密相连，植根于非文学甚或是非文学的一部分。按照西方的标准，子学、史传不是文学，但在中国的语境中，它们都被“文学”所收编。之所以如此，首先是修辞使然，虚构与想象次之，或者说虚构隶属于修辞。就此而言，中国的“文学”就是美文、“美文学”，这从沈约关于“文”与“非文”的区分中可以见出，他非常明确地把“作文”归结到“音律调韵”等修辞范畴。 沈约将文学的“文学性”落实到修辞性，既是对前代中国文学的总括，同时也是后世中国文学的基本特点，以至于独立的文学意识觉醒之后，唐诗、宋词、明清小说和戏剧等各种所谓“纯文学”，大多能在社会历史，或稗史、传说中找到所言事理，文学的题材往往是社会历史存在过的印迹或影像。与此同时，社会历史批评、道德教化批评，以及“文以载道”的文学观等，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话语，从而将文学作为非文学的“工具”，或者将二者混为一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