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23)04-0018-08 目前来看，关于文化的发展观，国际上基本认同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化的现状与理念，在经济的发展问题上，无论是主流的经济学系统，还是不同国家地区的发展与改革实践，基本上是承认并趋向于市场经济的通用理念与模式。文化价值相对于经济价值而言，既更为复杂也更难标定，文化经济发展应该特别关注二者的关联与互动。在文化经济学的视野里，文化发生的多元性与经济发展的多样性存在内生关联，普世文化价值与普适经济模式一样都可能是某些政治共同体的霸权话语建构。我们可以发现，文化价值系统与经济发展模式既存在内生关联，也存在由外生变量引发变革与创新的互动演化关系。长期以来，有关文化与经济关系的研究议题主要是从经济价值实现的立场，分析文化作为一个若隐若现的变量如何影响整体的或部分的经济活动及其绩效。作为整体性研究的代表，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已经成为文化因素促进或制约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经典理论，如今从中观或微观经济学视角开展的各类文化经济学研究日益丰富。关于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还有着另一个源远流长的论辩场域：在经济学话语尚不成气候的时候，文化关切相对于经济考虑是更有力量和优势的维度，包括康德、黑格尔等文化巨擘在内，西方知识界在总体上都认真地呵护着文化独立并超越于商业、市场、经济等物质性领域的崇高性。20世纪初的法兰克福学派开始为文化受经济的“绑架”而焦虑，也说明彼时文化价值的实现已经开始被裹挟进经济大潮中，文化研究者开始关注和探究全球经济对于文化生态的渗透、分化、解构以及重构等问题。但在全球化日益深刻影响世界经济与文化发展走势的今天，随着文化市场、文化产业以及文化贸易的快速发展壮大，批判文化经济的研究立场很快就被发展文化经济的研究立场所搁置，人们重新关注文化的经济价值，关注文化和经济的交互影响。当下，我国已经确定了在2035年建成包括经济和文化在内的现代强国目标，那么，从文化经济学的整体研究视野上，立足中国的传统与现实，梳理中国的文化价值系统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内生关系脉络，探究如何合理协同内生有机发展与外生变量赋能之间的现代性竞争与合作，无疑是有深远意义的。相比于文化产业本身的经济增长问题，更具战略意义的研究是探讨在中国文化制度和经济体系环境中，文化产业如何带动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文化产业如何融合现代科技的力量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满足社会民众对高品质文化的消费需求。这些维度上彰显出来的文化实力是影响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元素。 一、文化经济学研究视野中的文化价值立场 文化经济学是指研究作为社群价值系统(System of Community Values)的文化与作为财富价值系统(System of Wealthy Values)的经济之间的内生关系及其转换机制的知识体系。受学科建制以及现实导向的影响，学术界现在比较成体系的研究主要有两大方向：一是立足于经济研究立场的文化影响经济发展的分析，二是立足于文化研究立场的经济影响文化发展的分析。总体上，综合探讨文化与经济交互关系的学术产出较少，主要出现在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领域的交叉性研究中。 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范畴，对其最宽泛的界定，是谓其为人类创造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总和。在文化经济学的视野中，文化概念限定在精神文明领域，文化是群体性的精神与价值表征，个人的精神活动与价值创造只有在融入社群价值系统的情况下才能作为文化范畴的对象。经济范畴的界定相对较为明确，在文化经济学的范式系统中，作为与文化对应的概念，这里用“财富”作为基本界定，采自司马迁创立的中文词汇①，对应于西方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国家财富”理论。 对文化作为社群价值系统与经济作为财富价值系统之间的交互关系及其作用的研究，无论中西，渊源甚远，不过在早期基本上是以文化为主、经济为辅的关系进行讨论，大约从18世纪开始，经济视角的主导性逐渐成为文化经济关系研究的强势特征。中国传统的“义”与“利”的辨析论证贯穿于自先秦到明清的知识体系中。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总体上认为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追求财富都是合理而且必要的，但强调逐利的经济行为需要以“道义”为前提，只有符合总体社会价值的财富才是有意义的和可持续的。②类似的，在西方的知识传统中，古希腊时期就已强调德行之于美好社会的价值重要性要显著高于物质财富，而在个人价值的实现方面，也强调文化意义上的精神财富追求比物质财富追求更为崇高。至于现代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亚当·斯密，其最重要的两部著作《道德情操论》(1759)和《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③，前者着眼于文化，后者聚焦于经济，二者相互参照、相互阐释，经济人的自利与利他的复合动机及双赢效应，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发挥创造、累积财富的长效作用，这构成了亚当·斯密的总体经济思想。制度经济学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其在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上为文化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启发和参考借鉴。有别于古典经济学将市场作为纯粹对象进行抽象量化的演绎分析，制度经济学着重分析非市场因素即历史、法律、政策、宗教等社会和文化因素对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在方法论上注重历史主义、总体规范研究以及边际分析等，如今这一学术范式不断成熟并稳定下来。在制度经济学视野中，文化不仅是非市场因素的重要构成，还是与经济价值目标平行的整体制度目标之一。④制度经济学在文化方向上的延伸使其最终与文化社会学汇合⑤，从而开启了文化经济学的综合研究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