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23)03-0094-12 公共性是一切阐释活动的内在要求，也是阐释学基本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长期以来，有关阐释公共性的问题总是被有意无意地遮蔽，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其中的原因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公共性可能被视为理所当然、显而易见的属性，在理论研究上被视而不见；二是公共性的概念因为与私人性、个性化等自由浪漫的概念相互对举，而被解释为某种脱离了具体历史情境和生活世界的抽象理性。前一种观点流于表面，未能充分认识到公共性对于阐释活动的深层意义；后一种观点则失于片面，偏狭理解了公共性在阐释活动中的特殊地位。 “公共阐释”是张江教授首创的标识性概念，他大概是国内外学界对阐释公共性问题进行系统论述的首位学者。从《公共阐释论纲》到《公共阐释论》，张江关于阐释公共性的思考不断深化，其对公共理性、公度性、共识性、真理性的论述有颇多精妙之处。但公共理性的性质、阐释公共性的来源、阐释的真理性追求等问题，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本文认为，公共性是阐释的本质属性，对话是生活世界的本质和本源，是阐释公共性的必由路径，对话所揭示出的可能性是公共性的表征，阐释的意义在于开启理解的可能性。只有从对话概念切入问题，着眼于阐释活动同生活世界的深刻联系，围绕着公共理性、公度性概念展开的种种讨论才可能得以厘清，围绕着阐释的公共性以及公共阐释本身进行的种种阐发才可能得以深化，公共阐释以及阐释自觉的理论价值才可能真正得以彰显。 有关公共性的讨论由来已久。 在西方，基于城邦治理的现实需要，古希腊哲人很早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亚里士多德说：“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各种政体就都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而那些只照顾统治者们的利益的政体就都是错误的政体或正宗政体的变态(偏离)。”①这实际上就是明确赋予这一概念以公平、正义等意义，显示出哲学思考既基于现实政治又超越于现实政治的价值旨归。 及至近代，康德在不同的文本中多次论及公共性问题。在他看来，公共性不仅是政治的原则、启蒙的原则，更重要的，它是理性自身的原则。作为“最高的认识能力”和无可置疑的最高权威，理性的运用应该是“自由而公开的”，这意味着这一权威并不授予某个单独的个体对其理性的独断运用，因为个体的理性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将公共性纳入启蒙的事业，使得这一概念获得了现实和历史的维度；而对理性自身进行批判的观点，则成为他的批判哲学区别于独断论的关键。②康德的思想为阿伦特、罗尔斯、哈贝马斯等人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和方向。 在现代思想史上，阿伦特、哈贝马斯、桑内特分别代表着公共领域研究的三种不同学派。阿伦特最先从哲学意义上对公共性概念作出系统论证。她将人的活动分为劳动(labor)、工作(work)与行动(action)，分别对应私人领域、社会领域与公共领域。劳动和工作要受制于必然性，只有行动才是体现人的价值和意义的自决行为，而行动的基本方式就是言语交谈。公共领域是一个由人的多样性构成的多元“世界”，公共性体现着最大程度的开放性，是所有人的共同世界。自近代以来开始形成的社会领域，对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都构成了严重威胁，私人事务日益公共化，而公共领域日益被私欲所支配。私人领域的泯灭和公共领域的衰落，是当代一切社会问题尤其是极权主义盛行的社会根源。在阿伦特看来，公共领域的核心理念是公共性，公共性表现为公开展现性和差异共在性。公共性“首先意味着，在公共领域中展现的任何东西都可为人所见、所闻，具有可能最广泛的公共性”。③作为一个空间与时间融为一体的概念，它是差异性的同时在场；而公共领域可以视作观点的竞技场。 哈贝马斯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阿伦特视公共领域为观点和意见的竞技场的思想，并通过对公共领域的历史考察提出了“代表型公共领域”“政治公共领域”“文学公共领域”等概念，发展和深化了阿伦特的理论。哈贝马斯把公共舆论和公共意见的公共性视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指出在“政治权力之外”，公民自由谈论和参与公共事务是公共性得以形成的先决条件。只有当每一个自由的个体都可以对公共事务发表自由言论之时，公共性才可能形成。哈贝马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展开深刻批判，指出在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双重作用下，公共领域应有的批判能力日渐丧失，“公共性原则再也不能证明统治的合法性，更谈不上保障其合法性了”。④应当说，“‘公共领域’这个首先由汉娜·阿伦特提出并经由哈贝马斯诠释的概念具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因为要同时满足‘位于权力之外’、‘全民参与’、‘理性讨论’和‘公共利益’这四个条件，在现实世界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概念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更是一个可能不断接近的政治目标”。⑤可以看出，如果说阿伦特强调的是观点与意见的异质性，那么哈贝马斯强调的则是求取意见的一致性，这是两种公共领域理论的最大差别。 如果说阿伦特、哈贝马斯关于公共性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政治领域的话，那么理查德·桑内特所谓的公共性概念则具有更广泛的内涵。桑内特认为，公共“意味着一种在亲朋好友的生活之外度过的生活”，“‘公共的’行为首先是一种和自我及其直接的经历、处境、需求保持一定距离的行动，其次，这种行动涉及对多元性的体验”。⑥桑内特具体分析了“亲密关系”对于公共领域和公共生活的影响，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自恋”和对于“亲密性”的追逐产生了一种“亲密性的意识形态”，并导致了公共性的衰落。他甚至造了一个专门的词语“亲密性专制”来概括这样的景象：世俗卡里斯玛政治的猖獗，用煽情的演说掩盖了肮脏的交易；流光溢彩的商业广告，以追求个性之名掩盖了批量生产和高额利润的真相；无所不在的传媒，如章鱼般将人们牢牢抓住，让他们(表面上)看到更多，(实际上)交往更少，安居茧房，远离广场。桑内特的研究把公共性的概念拓展到了生活领域，用以理解人们的日常行为和社会交往，给我们展示出情感与公共领域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这实际上也是对长期以来以理性主义为鲜明特征的公共性概念的某种程度的纠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