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23)01-0088-10 “诗言志”是我国古典文艺理论的一个核心命题，也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自《尚书·舜典》首倡“诗言志”理念以来，历代围绕“诗言志”展开广泛探讨，对我国文艺实践活动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清人刘毓松在《古谣谚序》中感慨：“千古诗教之源，未有先于言志者矣。”[1]朱自清在《诗言志辨》中首次对“诗言志”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将其称为古代文学批评“开山的纲领”[2](P7)。现代出土简帛文献马王堆帛书《五行》、郭店楚简《五行》《性自命出》、上博简《性情论》①等的发现，重新激活了“诗言志”论题。今人韩国良更撰写了约70万字的《“诗言志”新辨》一书，以求对该命题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 学者们在论述“诗言志”时，围绕着“志”，已经构成了一个包括天、命、性、情、心、意、道、德等的核心概念群。前人对于概念的辨析，多从训诂入手。如傅斯年在阮元《性命古训》基础上，写成《性命古训辩证》一书，对古书中的“性”“生”“命”“令”等用语进行了全面梳理。闻一多从字形的角度认为“志”主要有“记忆、记录”之意，进而引申为“怀抱”。今人基于新出土文献，又为“志”提供了许多新的阐释。需要指出的是，字词只是用来表达概念的符号，概念并不是由字词决定的，它是我们根据客观实际以及现实需求做出的一种抽象概括。概念本身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概念只有置于一定的范畴体系中，才能真正显示其意义。就“诗言志”而言，可以放在不同的“参照系”中进行考察，进而得出纷繁复杂的阐释。我们认为，今天重新关注这个命题，更重要的是从文艺创作的角度来看待“诗言志”，也即“诗言志”主要探讨的是为什么要创作、要创作什么等问题。本文正是试图在这一立场上深入辨析性、情、志的内核及相互关系，进而揭示“诗言志”理念的深刻内涵及其当代价值。 一、《舜典》“诗言志”与艺术表演活动三阶段 关于“诗言志”最早的记载，见于《尚书·舜典》，《史记·五帝本纪》引作“诗言意”[3](P39)。《说文解字》志、意互释，指人内心之想法。孔颖达《尚书正义》云：“作诗者自言己志，则诗是言志之书，习之可以生长志意，故教其诗言志以导胄子之志，使开悟也。”[4](P131) “诗言志”理念的提出，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我国文学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理论总结，昭示着文明的曙光开始照亮这片神奇的东方沃土。孟子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孟子·离娄》)早期“诗”的兴起与“王者之迹”的开展有着重要关系。“诗言志”何以出现于《舜典》？这与大舜时代文艺活动开始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分不开的。《舜典》中记载的这场舜命夔典乐以教胄子的文艺活动，正是我国早期文艺繁荣兴盛的集中体现。在这场活动中，出现了三种人，一是舜所代表的作者，二是夔所代表的歌者，三是胄子所代表的读者。这三种人参加同一场艺术表演活动，在三个阶段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共同创造了这场艺术活动的完满效果。通过上博简《孔子诗论》“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5]的记载，可以补全大舜主持的这场三方参与、三体呈现、三阶段展开的艺术活动场景：首先是舜言志作诗，其次是夔共情唱诗，第三是胄子观乐会意。徐正英认为，“所谓‘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是说诗歌的本质是言志的，音乐的本质是抒情的，文章的本质是表意的”[6]。就《尚书·舜典》而言，我们认为诗、乐、文指的是同一场艺术活动中的不同艺术形式，志、情、意指的是参加同一场艺术活动的不同人的心理活动。作者说出来的是志，歌者唱出来的是情，读者读出来的是意②。 胄子，孔安国传“谓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4](P131)。就文意而言，胄子是后备官员，是接受培训的人，培训目的是要使他们成为具有“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品德的人，培训方式是训练诵诗、弦诗、歌诗、舞诗的技巧，参与艺术活动，在艺术表演活动中开悟，对于作者之意有所领会。若胄子把所领会的意写下来就成为对于诗的传笺③，成为带有读者体验的评议类文章。这些文章与诗之间产生共向互文性，胄子在会意中丰富了诗歌的内涵，也提升了自己的人品。 夔是歌手、乐师的代言人，是艺术活动的组织者。他的乐舞技能极为高超，其歌“八音克谐，无相夺伦”，其舞“击石拊石”，产生了“神人以和”“百兽率舞”的效果。艺术离不开娴熟的技巧，但艺术感染力更仰赖表演者的真情投入。只有感动自己的艺术，才会具有感染他人的效果。夔组织的乐舞表演具有强大的感染力，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所唱的诗歌是大舜所作，歌者与舜共情，对舜的志进行了完美的艺术表达。④ 舜是这场艺术活动的主导者，舜之诗是这场艺术活动产生魅力的根源。舜开创了“五载一巡守”的传统，王者之迹遍布四方，四方歌谣汇聚庙堂。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辑舜之诗有《尚书·益稷》中的《赓歌》，《孔子家语·辨乐》中的《南风歌》，《尚书大传》中的《大唐歌》《卿云歌》等，表现了在舜的治理下，日月有常，四季有序，人民生活安康，君明臣良，舜率众祭祀，“鼚乎鼓之，轩乎舞之”[7](P4)，天人响应。《文心雕龙·祝盟》引舜之《祠田辞》云“荷此长耜，耕彼南亩，四海俱有”[8](P176)，宣扬舜有利民之志。郭店楚简《唐虞之道》引《吴(虞)诗》“大明不出，完勿(万物)皆訇(暗)。圣者不才(在)上，天下必坏”[9](P158)，将舜比作太阳，歌颂舜为圣人。这些诗歌不能肯定是舜所作，但其内容与《尚书》所载舜的事业相互呼应，共同表达了舜的志意。 舜之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在家庭中遵行孝道。当尧为帝之时，舜为孝子典型，《尚书·尧典》中方伯对舜有这样的评价：“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
，不格奸。”在《孟子·万章上》记载中，舜的故事更加丰富，更有人情味。在一个困难怪异的家庭中，其父焚廪掩土欲杀之，其弟“日以杀舜为事”，舜因此在田野耕作时常“号泣于旻天”。但舜既为天子，对其弟仍行兄弟亲爱之道，“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对于父母仍行孝子之道，“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孟子说：“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孟子·尽心上》甚至设计了一个“瞽瞍杀人”的极端情境，在天子的威严和孝子的义务之间，舜毫不犹豫地选择孝，“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其二是在朝堂上任用贤才。舜登帝位后，流放四凶，修明刑典，选贤任能，黜陟幽明。在马王堆帛书《缪和》第九章的记载中，孔子对舜自居人下的用人术作了概括：“聪明夐智守以愚，博闻强试(识)守以践(浅)，尊禄贵官守以卑。若此，故能君人。非舜，其孰能当之!”[10]其三是“得中”顺天，诸事皆成。《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保训》载文王遗言中，提到舜“亲耕于历丘”时，“恐求中”而“得中”，最后“帝尧嘉之，用受厥绪”[11](P143)。“得中”是舜受禅登位的关键因素，这个“中”，我们认为指有关耕种的历法知识[12](P84-86)。上博简《子羔》第2简说“舜穑于童土之田”[13](P185)。《庄子·徐无鬼》认为舜劳形自苦，尧“举之童土之地”，成玄英疏云“地无草木曰童土”[14](P760)。舜耕于童土而能有收成，聚拢百姓，百姓悦之，靠的就是他懂历法，能按时节种植。除了耕种有成，舜经手的其他事情，也是事事用心，善于观察，善于总结，掌握和利用规律，故能着手成春，事无不遂。《史记·五帝本纪》载：“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3](P33-34)“舜入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尧乃知舜之足授天下。”[3](P38)孟子否认“尧以天下与舜”的说法，认为舜有天下是“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孟子·万章上》)。总体来看，舜是有大气运的人，他无论在哪里，都能自成小气候。《荀子·解蔽》说：“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诏而万物成。”他身具天命，自带光环，正如上博简《子羔》第七简孔子所言：“舜其可谓受命之民矣!”[13](P1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