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阐释中的辞气问题

作 者:

作者简介:
夏静,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张超,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受制于文学自觉及文体成熟,从文本的维度考察文气话语生成,成为古代经典解释中内在研究路径的一个重要面向。作为文本之气的统一体,辞气的阐释及其衍生的诸问题,在不同时代阐释者眼里,分别呈现出不同的特质。历代阐释者多从言辞、语气、文势、辞采等角度加以阐发,并形成将辞气的不同特质与文学思想史的阶段性特征相比附的解释模式。源于儒学一系的推崇,圣人辞气与圣人气象均指向言辞举止中流露出的精神气质与人格气象。韩愈的“气盛言宜”,将辞气视为文与道贯通的中介,运气以驭辞,铸辞以凝气,形成一个完整的辞气运行过程。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23 年 09 期

关 键 词:

字号: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2)06-0122-07

       在气学阐释史上,以辞气为代表的文本之气,历来占有一席之地。相对于声势更为浩大的主体之气和本体之气,文本之气在批评史上的地位显得略轻。但文学活动终究还是要诉诸视听的外在显现方式,因而古人看重辞气一类文本之气的阐发,讲究文章在文本的语言、技巧、章法以及结构展开方面的特点。从发生意义上看,辞气源自造艺者的主体之气,与作品的整体风格气象息息相关。其中的一些著名观念,譬如春秋末曾子关于君子容貌、颜色和辞气标准的论述,中唐韩愈关于“气盛言宜”的阐发,以及桐城姚鼐对于文辞之美的强调,在经典的传承与衍生中熠熠生辉、历久弥新,在文本之气的阐释史上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值得更加深入细致地探究。

       对于辞气的理解,古今不同。近世以来学者,多持中西合璧的观点,认为辞气指的是言语的语气。譬如马建忠先生“仿葛郎玛(grammer)”著《马氏文通》。在他看来,“华文义例”是汉语的独特性所在,辞气的研究正是这种独特性的表现。以辞气为中心的句读论是马氏语法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口气决而意达,意达而句读成矣”①,这种句读论的出发点是基于对言语辞气的认识,类似于广义的“语气”。在《中国文法要略》中,吕叔湘先生指出:“‘语气’可有广狭两解。广义的‘语气’包括‘语意’和‘语势’。所谓‘语意’,指正和反,定和不定,虚和实等等区别。所谓‘语势’,指说话的轻或重,缓或急。除去这两样,剩下的是狭义的‘语气’:假如要给他一个定义,可以说是‘概念内容相同的语句,因使用的目的不同所生的分别’。”②今人读古书,最重要的是通辞气,也即古人说话的语法与语气,辞气通了,也就文从字顺了。《马氏文通》所论“辞气”,承袭传统语文学,通过对言辞声气的体悟来认知言语句法和语义,其所指内涵与吕先生所说的广义“语气”,大致是相当的。近人朱自清先生《论书生的酸气》:“说话注重音调和辞气,以朗畅为好。”③苏曼殊先生《与高天梅论文学书》:“甚矣译事之难也,前见辜氏《痴汉骑马歌》,可谓辞气相副。”④大抵都是在语气、口气层面使用的。当代学者朱荣智先生认为,文气包括作品辞气和作者才气两方面,“作者的才气,包括作者的性情和才学,而作品的辞气,是指作品的气势和情韵”⑤。所谓的文气,一方面是指作者的性情,透过文字的表达,所显现出来的艺术形貌,另一方面也是指作品所能反映出来的作者生命形象。

       从上古文献来看,古人理解辞气,多从言辞的声气口吻、文势神情等方面来诠释。譬如《春秋榖梁传·宣公八年》:“而,缓辞也,足乎日之辞也。”又《定公十五年》:“乃,急辞也,不足乎日之辞也。”⑥所谓“缓辞”“急辞”的说法,显示出古人对于辞气的舒促及语义的轻重开始有意识加以关注。关于辞气,更为人熟知的一层含义,是将其与容颜举止并举,视为理想君子精神意志和人格品行的外在彰显。譬如见于《战国策》《史记》,有曹沫劫齐恒公“颜色不变,辞气不悖”⑦的记载,褒扬其超人的勇气。当然,影响更为广泛的,是孔门弟子曾子的临终之言。

       根据《论语》的记载,曾子病之不起,临终告以君子修身之道。《泰伯》:“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⑧依曾子之言,君子要特别注意三点:其一,能常注意“动容貌”,己身便可远离“暴慢”;其二,能常注意“正颜色”,己身便可日近忠信;其三,能常注意吐辞、发音清晰明确,己身便可远于“鄙倍”。对此,郑玄认为:“此道谓礼也。动容貌,能济济跄跄,则人不敢暴慢之;正颜色,能矜庄严栗,则人不敢欺诈之;出辞气,能顺而说之,则无恶戾之言入于耳。”⑨朱子认为:“辞,言语。气,声气也。鄙,凡陋也。倍,与背同,谓之背理也。”⑩在曾子看来,君子德行修养要注意三个方面的规范,即严肃容貌、端正脸色、规范言辞,唯有如此,方能赢得他人的尊敬和信任。关于这个问题,钱穆先生认为,曾子之学,盖主谨于外而完于内,“心弥小而德弥恢,行弥谨而守弥固。以临深履薄为基,以仁为己任为量”;孟子主由中以达外,以修身为本,乃学脉相承。相较于《中庸》“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发而皆中节之谓和”的原则,所谓“容貌”“颜色”“辞气”,均喜怒哀乐之所由表达。“鄙之与雅,倍之与顺,正之与邪,信之与伪,暴之与和,慢之与庄,即中节不中节之分。曾子此章,工夫平实,病危而犹云云,足见其平日修养之诚且固”(11)。

       源自儒学一系对辞气的推崇,在尔后理学家的眼里,这种动容貌、修辞气,旨在培养庄整齐肃的“主敬”境界,故而圣人辞气,也就等同于圣人气象。譬如二程曾经有过一番讨论“问:‘出辞气,莫是于言语上用工夫否?’曰:‘须是养乎中,自然言语顺理。今人熟底事,说得便分明;若是生事,便说得蹇涩。须是涵养久,便得自然。若是慎言语不妄发,此却可著力。’”(12)在理学家以“养”为核心的身心修养论中,强调“养乎中”“涵养久”。在他们看来,通往本体之路,需要一番“养”的工夫,方能“言语顺理”“慎言语不妄发”。换言之,人欲立本体,求得本心的超凡脱俗,在风云际会中始终保持内心的平静与自由,就必须在这个世界上做一番圣贤功夫,人格才能由此得以完成,精神境界亦可由此得以充实。圣人全身内外均为流行的道德心气所贯通,圣人气象就是内在所养之气外显的结果,而言语辞气和行为举止便是圣人气象的重要彰显方式。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