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23)04-0179-07 布鲁姆毕生致力于具体文本的解读实践，形成了以莎士比亚为最高美学范式的批评理论，并在他最后一本书《占有记忆》(Possessed by Memory)中被概括为“莎式崇高”，该书出版时，布鲁姆已近89岁高龄，他自称该书并不是“我这一代的批评家和诗人的挽歌或者争论。相反，是一种致敬”[1](P.21-22)。这种写作的姿态与他往日的“好斗”①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份致敬的名单包括M.H.艾布拉姆斯(M.H.Abrams)、保罗·德曼(Paul De Man)、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诺斯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等在内的多位理论家，这些师友相继离世，布鲁姆意识到自己也到达人生的悲歌时节(elegy season)，他把正在进行的写作理解为与已逝朋友们的对话。这本书把我们拉到布鲁姆面对死亡的现场，我们感兴趣的不是布鲁姆对于自然生命死亡的关心，而是死亡降临时他的理论发生了哪些变化。正如德里达在《赠予死亡》中对于理论家的死亡表述：“每一次自我通过给予死亡或赋予死亡不同的价值，给予自己或重新占有事实上它不能简单地占有的东西，用这种方式来预期死亡。”[2](P.40)理论家和任何其他人一样是无法真正占有死亡的，死亡只能是一种可能的恐惧和战栗的体验，理论家通过对死亡的理解不断为死亡赋予意义，才能实现某种程度的“占有”。布鲁姆发明了一套属于自己面对死亡的防御术，对文学记忆的占有就是对死亡的防御，他能背出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全部内容，背诵作品对他来说是一种重要的审美体验，他不可思议的记忆力以及对审美批评的执着，把文学的审美性一次次从新批评及其后的理论话语中抢救回来。布鲁姆关于“死亡”的焦虑正是后理论时代文学遁入困境的隐喻，他最后一次确证情感、想象力、超越性、崇高性等审美因素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他自创了“莎式崇高”这一术语，将莎士比亚的崇高美学置于经典的中心，这种美学主张成为新世纪以来新审美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布鲁姆与新审美主义者的共识都是基于对政治化的文学研究进行反思，他们同处于当代西方文论的审美转向潮流中，都不同程度继承了唯美主义的诗学传统。新审美主义吸收和发展了布鲁姆式审美批评，推动理论冲出反审美的困境。 一、新审美主义范式转换中的“莎式崇高” 新审美主义同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主流文学理论背道而驰，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精神分析理论、女性主义理论、解构主义理论等在内理论流派，这些理论流派将文学拦截盘问，批评家总是比作者更清楚地知道文本的含义，而将文本视为固定立场的预制表达。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文本是社会能量的显现，精神分析学家则认为文本是心理冲突的家庭罗曼司，女性主义视文本为性别权力结构，解构主义则认为文本即语言的游戏……文学理论在没有“文学”的场域中讨论特殊性、差异性、性别与种族等问题，他们用理论的“手术刀”剥去文本的“伪装”，暴露其隐藏的意识形态视角。理论逐渐成为独立于文学批评之外的话语王国，美学、天才等人文主义观念受到了挑战，“反审美”(Anti-Aestheticism)成为后现代主义的一种文化立场。直到20世纪末，后现代主义理论逐渐显示出某些困境，文学分析丢失了美学特性，文学降格为某种同质化的负面脸谱，布鲁姆统一将这些流派称为“憎恨派”并与其公开论战。在布鲁姆看来，“当代所有的‘憎恨派’人士的假设性共识就是国家权力高于一切”[3](P.7)，将莎士比亚称为社会能量的副产品，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崇高文学对世界的影响远远超过国家权力对他的初始影响，崇高文学反而起到了巩固国家政权的作用。文学的审美性与超越性在沉默了30年后重整旗鼓，新审美主义的出现正是对“憎恨派”的有益抗衡。 新审美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态势，在20世纪90年代及以后被频繁提及，乔纳森·勒斯伯格(Jonathan Loesberg)的《唯美主义与解构：佩特、德里达和德曼》(1993)、克拉克(Clark P.Michael)的《美学的复仇》(2000)、伊莎贝尔·阿姆斯特朗(Armstrong Isobel)的《激进审美》(2000)、尼古拉斯·谢里姆敦(Nicholas Shrimpton)的《旧审美主义和新审美主义》(2005)、彼得·巴里(Peter Barry)的《理论入门：文学与文化理论导论》(2014)等文献从不同角度重申了对“为艺术而艺术”等相关概念进行现代批判的重要性，不约而同质疑“理论”抛弃文学的弊端，并进而肯定审美作为一种建构性力量对于调整当下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重要性，明确提出回归文学与审美是后理论时代的必要出路，如果说“文学理论”沉迷于文学，那么，“大写理论”(Theory)则背弃了文学，新审美主义带着“大写理论”的洞见和“文学理论”的热情再度关注文学。约翰·约京(John J.Joughin)和西蒙·马尔帕斯(Simon Malpas)主编的论文集《新审美主义》(2003)作为其中的代表，主张用“审美体验”代替“理论先行”，回到文本进行意义的“再生产”，对经典作品和大众文化给予同样关注，强调审美体验和社会反思的协同互动。新世纪以来，布鲁姆旗帜鲜明的“莎士比亚式”的审美立场成为新审美主义文学批评的特殊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