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感:书写与阅读中意义生成的重要中介

作 者:
王琦 

作者简介:
王琦,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

原文出处:
文学评论

内容提要:

书写与阅读既是人及其身体的行为,也是人及其身体的存在方式,其间交织着触感、意义和存在等诸多问题。在梅洛-庞蒂的身体理论和德里达的书写思想的基础上,南希从生存论的维度重新思考书写、阅读跟身体及其触感的关系,揭示了书写与触感交互的生存论基础、触感的开放性与书写的未完成性之间的关系以及传统阅读观念对身体和触感的遮蔽,最终以“意义”为枢纽重建了触感、书写、阅读之间四维的生存论关系。南希的思考深化了对书写的触感化、意义的世界化、人生在世和创世的多维化等问题的理解,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多元化写作和身体化创造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23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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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有意或无意的书写,总会有某种意义发生。围绕书写这个源初的动作或行为,身体、触感、阅读、生存等环节始终缠绕在书写意义的“发生”之中。书写和阅读既是人及其身体的行为,也是人及其身体存在的方式,其间交织着触感、意义和存在等诸多问题。但是,传统观念中的书写往往被当作某种工具性的存在,或者是语音的模仿,或者是理念的再现,或者是意义的呈现。这种观念没有把书写本身当成一个有意义的对象进行思考。事实上,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中,书写都既表征着人的主体性生成,又显现着意义的生成机制,同时还是现代人的生存方式之一。如果不对书写本身进行思考,书写的意义及其生存论价值就无法得到彰显。在梅洛-庞蒂的身体理论和德里达的书写思想的基础上,当代法国哲学家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1940-2021)看到了书写本身的独立价值,从生存论的维度重新思考了书写、阅读跟身体及其触感的关系,为我们揭示了意义的生成机制以及其间身体触感的中介作用。

       一 书写中身体问题的凸显

       在《斐德罗篇》中,柏拉图曾把作为“技艺”和“药”①的书写看作语音的影像,认为它是语音的替代性工具,会破坏记忆的机能,加快遗忘。在犹太—基督教神学传统中,“因言称信”和“道成肉身”也显示出语音优先于书写的认识倾向。在卢梭和索绪尔的思想里,书写被理解为僭越了语音王位的替补之物。斯蒂文·费希尔在专门考察“书写的历史”时,也曾将书写的起源与语言系统的发展联系起来:“所有的书写系统都是由早期的原型和系统衍生而来的,这些原型和系统通过书写形式描述人类语言,随后这些描述的方式即字型被借用和借鉴,以满足其他地区人民语言和社会交际的需求。”②这些历史化、经验化的书写观念,激活了书写与语言之间的联系,但也很轻易地就将书写行为中身体的作用、书写结果中感性的意义、书写活动中潜在的阅读经验等问题搁置起来,以至于我们似乎必须经过语言的中介才能理解书写本身。

       德里达的《书写与差异》《论文字学》等著述将这种理解视为传统形而上学的偏见,并将它命名为“语音中心主义”,而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解构”,使书写成为哲学思想的重要范畴。作为德里达的好友和“解构哲学”的传人,南希进一步在意义的世界化、书写的触感化、生存论的重构等方面重新思考了书写;他将书写理解为意义溢出身体之外的“外铭写”(excription)③,将书写与身体的关系问题引入对书写的思考,在生存论的高度上重建了书写的哲学框架。

       如果说德里达等人开启的“书写革命”使书写成为真理和意义得以生发的本原,那么南希则是在德里达的基础上,强调书写意义的外展和存在方式——共在,强调书写意义的生成——身体。简言之,南希书写理论的超越之处是打开了书写理论的身体维度。南希在考察身体历史时,充分激活了西方哲学中的身体理论。不论是柏拉图作为洞穴之影而在场的虚假的身体,基督教神学中能变化、复活和创生的荣耀化的身体,还是近代科学身体机器和生物科学中的生命体,抑或现代性反思中涌现出的身体、后工业社会被消费架空的身体,都将身体理解为具体的物化实在。梅洛-庞蒂试图通过“通感”将这种物化的身体转化为活的、生成着的身体,他的身体现象学揭示了身体的始源性作用,以及“身体图式”在世界实践中的展开。德里达则是将“通感”细化为“触感”,并通过对触觉叙事的延异,呈现了身体作为在场的可能性。

       南希的身体理论实现了梅洛-庞蒂和德里达的统一,澄明出身体作为实体触觉和作为虚体的“意义‘外铭写’”,并以此激活了书写理论的身体向度。南希通过内在逻辑的贯穿和具有典型南希色彩的综合创新,使得书写与身体成为一体之两面,在彼此深化的过程中显现自身,形成了“‘书写—身体’辩证之弓”的独到镜像:身体是书写的主体、载体与创体,书写是身体内在意义的外溢,书写的过程也是身体自我展开、自我实现、自我创造的过程,身体在新的书写中被塑造为新的创体……以此循环往复。南希的“‘书写—身体’辩证之弓”重建了书写理论和身体哲学的形而上学,在身体理论的激活下,书写理论成了当代法国理论的显学。

       书写既是身体的行为,也是身体之为身体的体现,二者互为生成、互为存在基础。对书写与身体关系的探讨,就不只是一个行为学意义上的命题,而是与身体(具体来说,人的身体)和人本身联系在一起的存在论命题。如果我们把书写理解为刻下痕迹的行为或动作,把它与人类获得自我主体秘密的过程联系起来,把它与人本身和人的身体的存在方式联系起来,书写便具有了深刻的生存论意义。至少可以设想,在最初的那位书写者那里,从他所刻下的第一道痕迹中,他必然会感受到自己突然与整个世界疏离开来的那种惊奇感、陌生感,甚至恐怖感。这些感受会进一步使他第一次获得自己生存的意义,第一次对自己身体的延伸感到朦胧的惊讶,这使他从纯粹动物性的生存状态中脱离出来④。换句话说,如果书写不被理解为语音的派生物或可替代性工具,而是将之与书写者本身的原初经验联系起来,那么,书写及其意义便始终与人的身体、身体的触感以及人本身的生存论意义等联系在一起。书写与身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成了关系人的生存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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