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804(2023)03-0102-09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建设中，文艺工作始终受到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①，深入开展红色文化资源的整理、研究与创化是“用好红色资源”的题中应有之义。延安时期党在领导文艺活动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延安文艺”作为新时代文艺思想的重要源泉之一，在几代学人的努力下已经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但随着成果的不断积累，研究中的同质化问题逐渐凸显，如何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取得创新性成果是学界面临的一个难题。新时代文艺思想的探索与新的文艺现象的出现为“延安文艺”研究的继续深化提供了新契机，在对“延安文艺”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系统梳理的过程中，以往“延安文艺”研究中所存在的视野“窄化”趋向逐渐显现，这成为探寻新时代“延安文艺”研究守正创新路径的一个切入点。 一、“陕甘宁文艺研究再出发”的“地方”视野 什么是“延安文艺”，“延安文艺”研究的对象是什么，这是每个涉足“延安文艺”的研究者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周维东从文学的视角探究“延安文学”时曾指出，很多研究者“对‘延安文学’研究对象的把握并不清晰，断代的边界始终处于模糊状态；而由于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学界对于这段文学史的整体认知也波动很大，造成对这段文学史深入研究的困扰”②。这样的现象同样存在于“延安文艺”研究中。事实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已经给出这一问题的答案：“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③毛泽东同时指出：“现在的事实是什么呢？事实就是：中国的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动摇和对于人民的高压政策；‘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的结合；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这些就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就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④因此，讨论“延安文艺”也应当从这些已经成为历史的事实出发。从毛泽东《讲话》所列的这些“事实”中能够看出，延安文艺座谈会所讨论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延安文艺界的问题，它讨论的问题既涵盖了党所领导的各地的文艺，也关涉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文艺的整体。因此，“延安文艺”并不仅仅指的是“延安的文艺”，这一问题从一开始便是非常明确的。 1946年底，延安文艺界筹划出版《延安文艺》月刊作为全国文协延安分会和边区文协的会刊，并在《解放日报》刊登征稿启事对之进行大力宣传，在征稿启事中同样强调这本以“延安文艺”命名的刊物除了需要写延安、陕甘宁边区的稿件，同样也需要其他解放区稿件。⑤虽然《延安文艺》后来因种种原因没有正式出版，但从中能看出当时人们所谈论的“延安文艺”已经是一个有着广泛含义的词。到1984年，丁玲在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延安文艺研究》创刊号中指出，延安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它不仅仅局限于延安地区，局限于抗战时期。我们不能把它看小了，看窄了”。她进一步指出：“除延安之外，各个解放区以及大后方所产生的大量文艺作品，也都与延安文艺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它们是延安文艺的继续和发展。”⑥从上列史料中可知，丁玲此处指出的不能将“延安文艺”看窄了是其来有自的。 虽然丁玲对“延安文艺”概念的强调获得研究者们的普遍认同，但若梳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延安文艺”研究的实际成果可知，“延安文艺”在研究中还是被“看窄了”。从空间上来讲，“延安文艺”虽然涵盖了彼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各根据地、边区、解放区的文艺活动，但后来的研究者却将视野过度地聚焦于延安，无论是对史料的发掘，还是对文艺作品、文艺现象的阐释，大多集中在了延安一地，对延安之外的其他根据地、边区、解放区的文艺活动则大多只是点出部分代表性作家作品，而全面系统的研究并不充分。从时间上来看，不少研究者以1942年为界将“延安文艺”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论述《讲话》立竿见影的效果时，往往简单化地抑前扬后，强调了前期延安文艺界显在的论争与分歧，却忽视了潜在的认同与共识，从而无意中将1942年变成了“延安文艺”的断裂处而非转折处，以致学界对“延安文艺”前期文艺活动及其复杂性的历史化关注不够充分。 “延安文艺”研究除了存在被窄化的问题，存在的另一个明显问题是将“延安”与“陕甘宁边区”相混淆，很多冠以“延安文艺”的研究成果实则主要关注的是延安与陕甘宁边区的文艺活动，或者将陕甘宁边区的文艺活动等同于“延安文艺”。这一问题使研究者在讨论“延安文艺”时着重从陕甘宁边区文艺活动中寻求例证，难免以偏概全；在讨论陕甘宁边区具体的文艺活动时，着重从“延安文艺”的宏观视野来阐释，易于空泛粗率。对此，近年来陕西的研究者提出了“陕甘宁文艺研究再出发”的论题，并围绕这一论题产出了一批研究成果。所谓“再出发”，即“将陕甘宁文艺彻底历史化，并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叩问历史的真实，打破一体化、本质性的研究模式，以一种大历史观去审视它，多角度、多层次、立体化地呈现出陕甘宁文艺的复杂性”⑦。在这样的研究思路之下，研究者有意识地将陕甘宁文艺从过去的“延安文艺”中剥离出来，从而将作为中共中央驻地的延安与作为地方的陕甘宁边区区分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