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到“五四”：暧昧的文艺复兴与错位的文学变革

       或许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与中国的近现代社会具有极强的相似性，因而也更具启示意义，所以在晚清和“五四”时代，人们特别喜欢拿其与中国进行比附，以便从中寻求可资借鉴的社会文化变革资源。然而文艺复兴的过渡时代性质，决定了它具有不可避免的暧昧性，这固然可以给接受者留下更多腾挪与选择的余地，但也容易造成歧出的理解，导致众声喧哗的变革趋向。在时间上前后接续的晚清与“五四”时代，对文艺复兴的理解就走向了两个极端：向后与向前或复古与开新，即为显著的例证。当然，这种区分是就其总体表现而言的，无论是晚清还是“五四”，都具有向后与向前或复古与开新的两面性，只不过各有偏倚罢了。这样，尽管西方文艺复兴本身可能是暧昧的，但晚清与“五四”借鉴它时，却都表现出或多或少的倾向性，从而使二者由此导引出的文学变革方式形成了一种反向错位的独特景观。然而，目前学界更倾向以单一乃至相同的眼光考察晚清与“五四”的文学变革方式，使人们对这一时期文学转型的理解出现了不必要的扭曲。鉴于此，本文拟以文艺复兴的传播和接受为切入点，重新透视晚清与“五四”文学变革的方式及其关系，以期为重构中国文学近现代转型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观察视角与更为全面的参照。

       一、被译介的历史：从“古学复兴”到“文艺复兴”

       如要深入分析晚清与“五四”时代人们理解文艺复兴时的差异，必须首先了解文艺复兴在两个时期的译介情况。二者的不同在译名上即得到鲜明体现，相对而言，晚清时代人们“喜欢用‘古学复兴’一词”①，而“五四”时期人们则主要使用“文艺复兴”。这种变化并非译名的简单转换，背后实关乎对文艺复兴整体的理解与接受。由于文艺复兴具有极为丰富、暧昧的文化内涵，为避免枝蔓，下面拟围绕与本文直接相关的三个主要方面(对待古典文学的态度及其继承出新、突破传统束缚的思想解放与启蒙、语言变革等)展开叙述与梳理。

       (一)晚清：“古学复兴”

       晚清既然主要以“古学复兴”译介文艺复兴，则其偏重古典文学是必然的。1886年艾约瑟编译的《欧洲史略》较早对文艺复兴做出全面介绍，其中说：“惟时欧洲之希腊、拉丁古文学，渐次重兴……加以其时意地之巴伯并诸公侯，皆争起誉古文学与古技艺，因之人民咸乐巴伯等好古如是之专而且笃。”②此段内容标题即为“古学重兴”，嗣后译介论著虽日见其夥，但大都沿袭了这一译名的崇古倾向。甲午战争后，中国人师法的重心由西洋转到日本，而其时日本西洋史著作多撰写于明治中叶后国粹主义思潮盛行之时，所以对复古的强调自然更甚于欧美著作。比较极端的如1907年留日学生翻译的濑川秀雄《西洋通史》，将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统称为“复古学派”，而否认其有创新学风的一面，这种判断被学者认为是“很独特的说法”③。当然，晚清学人强调文艺复兴古学复兴的一面，并非单纯提倡复古，其目的在于思想启蒙。不过它尚未被视为近代的开端，而是被纳入中古史的范畴，这样它就成了黑暗时代的一束曙光，其意义在于冲破宗教束缚，获得思想自由。如吴葆编译之《东西洋历史教科书》：“因宗教之束缚，与封建之压制，欧洲人心，日即锢蔽。迨法皇权倾，言论思想，俱得自由，文运因之复兴焉。”④至于发现人性的方面，则译介颇少，较明显者为《欧洲教育史要》，其中称新教与人道主义“虽有一属美文上、一属信仰上之异，而其重个人之人格则一”⑤。

       由古语文学向方言文学的演变是文艺复兴的重要内容之一，晚清时期对相关内容的译介也表现出与“古学复兴”这一总体译名一致的特点。推崇古文学就必然压抑或轻视方言文学，如1905年黄佐廷、张在新合译的《迈尔通史》，尽管对由各国国文书写之文学作品的普及、教育功能表示赞同，但真正推崇的却是嗜古的彼特拉克，称其为“名最噪”之诗人⑥。《万国史纲》更是称文艺复兴时期发达之“新文学”为“放(仿)纯正古文学”者⑦，而非通俗文学。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世界》杂志登载的相关译介史料，第82号登载的《欧洲教育史要》称“复兴时代”的语言教育主要是“学者的古语的教育”——拉丁语与希腊语，虽“因通俗之必要而非古语者亦渐起”，但此时仍处在“汲汲恢复古风”的时代，学校反“禁学生用国语”，因古语教育能“化粗鄙为文雅”，且“欲举欧洲全境，共聚于美的修养之下”，“拉丁语之光辉”仍须“赫赫然照耀地球之大半”⑧。第119号登载的《斐哀氏之国家教育论》则认为国家教育应以古文学为中心，并批评欧洲学者谓古希腊、古拉丁文学言语于今人无用的观点，而称古希腊、古拉丁文学“乃阐明人生之全体者，含人道之义于其中，非一时的而永久的也”，且“高尚而典雅，雄壮而优美”，“与近代社会卑陋可厌之生活，绝不相类”，故可为一国国粹之代表；至于“近代文豪之产物，如琐斯披亚(莎士比亚——引者注，下文同)、格代(歌德)、希尔列尔(席勒)、斯哥特(司各特)之作，此于学近世文学者，诚属必须”，但无关乎国粹，且“不善读者，则有害之感情，反因是而导之”⑨。

       (二)“五四”：“文艺复兴”

       与晚清相比，“五四”时期对文艺复兴的接受可谓大异其趣。陈衡哲曾说，“文艺复兴(renaissance)的意义有两个：一是复生(rebirth)，一是新生(new-birth)”，初期因“倾向是偏于复古”，后来盛极而衰，老树上“产生新芽”，所以它兼有“‘复生’和‘新生’的两个意义，是都不错的”⑩。可见，“文艺复兴”的译名已大大淡化了其复古的意味，但胡适却认为此种译名不足以尽其趋新之意，应直译为“再生时代”(11)，其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创办《新潮》杂志，欲定一英文名，胡适便建议采用“Renaissance”(12)。《新潮》因而定“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及“革新的文词”为其三种主要元素，并言“为人类的缘故”，要“培成一个‘真我’”(13)。至此，文艺复兴不再是中世纪的尾声，而是近代的开端，这种认识必然导致对个性自由与方言文学的偏重。这当然不是胡适一人提倡的结果，而是时代风气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