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游”的消逝:城市新媒介与近代文人的“心眼”再造

作 者:
孙藜 

作者简介:
孙藜,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原文出处:
新闻与传播研究

内容提要:

晚清文人以传统“卧游”话语迎接“影戏”的到来,但早期电影却以一种现代都市新视觉重组了“眼”与“心”的关系。从“电光活动”到机械复制,电影技术媒介以流动化、去“深度”的全景式观看,与城市马车以及先后而至的摄影、新式画报等新视觉实践一道,打破了“心眼至上”下在“心物、物我”交融中寻求精神超越的感知模式,消弭了文人与俗众在观看与鉴赏上的文化区隔,并促使新“世界”时空在感知中不断得以扩展。“卧游”的消逝,意味着超越式价值体系在现代中国将持续面临着重构困境。


期刊代号:G6
分类名称:新闻与传播
复印期号:2023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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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观影戏”与“卧游”:“心眼至上”遭遇“技术媒介”

      在近代中国媒介视觉领域,一个有趣但尚未被研究者关注的现象是①,在电影初入中国的19、20世纪之交,与新媒介相连的很少是“看”。从报刊广告到文人观感文章,在迎接这个“一百年来未有之神奇”新事物的各式话语中,用得更多的是“观”字。前者如“影戏大观”、“览电光影戏,观者蚁聚”、“来观者每位收洋一元”、“使观者如入山阴道上”、“如此大观,不自消受”等比比可见;后者如《观影戏记》、《味莼园观影戏记》、《观美国影戏记》等。当然也有用“看”的,如“看客”、“请看美国新到机器电光影戏”等也时有所见。但直到1930年代,“看电影”在上海才“算是一句摩登的口号”②。从“观影戏”到“看电影”,延续陈寅恪“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的说法③,考察语词之变就是探究传统视觉文化的现代转型过程。

      “观”并非不“看”,但“观”远比“看”复杂。传统表述中诸多与“观”相连的语词,如尝观、善观、游观、历观、纵观、慧观、大观,等等,都非描述单一的视觉。“观”,作为电影初入之时的视觉表述,以一种特定的文人感知传统来接引“影戏”这种新的城市娱乐媒介。而这种感知传统,就是——“卧游”。

      例如,1898年6月,荣春茶园夸耀即将放映的电影:“诚洋洋大观也!至于泰西之土俗民风,与夫一切插科打诨,尤足移情悦性,遣此良宵。”“客有好奇者乎?尚其蜡屐同携,效宗少文之卧游也可。”④另一则同样来自茶园的电影广告亦有如此表述:“此戏纯用机器运动,灵活如生,且戏目繁多,使观者如入山阴道上,有应接不暇之势。”⑤

      两则广告展示了与“卧游”相关的两种重要活动:其一是自然山水中的游观,其二是面向墙壁画作的玩赏,即“效宗少文之卧游”。一般而言,“卧游”多指后者,但又与前者不可分离。“卧游”一说,出自南朝文人山水画奠基者宗炳(字少文)⑥,其自述一生性喜游山玩水,晚年“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故而将游历过的山水绘于四壁,每日坐卧向之,藉此“澄怀观道,卧以游之”。依照徐复观的阐释,“宗炳的画山水,即是他的游山水——此即其所谓卧游。”二者不可分离之原因在于,“游山水”中所要领悟并以之为精神安顿的是“神”,也就是“逍遥游”之“道”。然而,“神本无端”,感官上对之无从把握,但人们可以视“山水”为“神”的具象化,此所谓“栖形”;而山水可入画,故栖息于山水之“形”里的“神”,亦可“感通于绘图之上”⑦。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卧游”之“观”即“神游”之“观”。

      从媒介研究的角度,这关涉到眼与心、“景物”与想象、媒介与主体等重要关系。“卧游”之“观”,是一种“心眼至上”⑧的感知模式。正如余英时所指出的,传统士人的“观”已经超越了纯粹的“肉眼”之“看”,它是“心源”与五官感觉的相互引发、沟通与交融,是“耳目内通”、“六根互用”甚至“无目而见”的境界,蕴含着一种人格修炼和诗书画印的综合趣味⑨。换言之,就“心眼”与其他感官关系来说,“卧游”之“观”,可理解为“看、听、触、尝、闻、情感等所有感觉的自然统一体”,在此种“通感”活动中,“‘观’是一种普遍的、沉思的、创造性的观察”⑩,也即“心”在所有感官中占据着根本性的主导位置。“卧游是精神之游而非身体之游”,“虽然肉眼很重要,但它是次一等的。”(11)

      源于这种“心眼至上”,“观影戏”话语中出现“卧游”,便超越了新旧媒介观看形式上的近似——面向墙壁或银幕、身体于“坐卧”间保持不动的姿态等;更为重要的在于,只要文人的“心眼”能够发现“神”之“栖形”所在,而它也因之无所不在,都可作“卧游”观。“卧游”二字及内蕴,因此可扩展到举凡与游历有关的其他媒介“物”,诸如文字游记、手卷画作或园林建筑,等等,莫不如是。

      事实上也是如此。“观者如入山阴道上,有应接不暇之势”,出现在茶园电影广告中的这个表述,至少自东晋王献之始,已是中国画论陈陈相因的惯用描述(12)。王韬在为一位友人画集所作序中言及:“觉人物之奕奕有神,花鸟之栩栩欲活,以及山水之景致清幽,树木清邃,如入山阴道上,目不暇给。”(13)时日稍晚,包天笑描写自己在黄浦滩乘坐西式马车、周桂笙讨论西方侦探小说的阅读感受,这些表述都是随手拈来。具体到“卧游”,《点石斋画报》19世纪90年代所发行的插画中数量最多的,就是一个名为“卧游图”的系列;而王韬其时声名远播的《瀛壖杂志》,士人同道在作序或题辞时也如此赞叹:“展卷静对,不啻卧游”,“每读一过,辄作宗少文卧游想,真觉贶我不尽也。”(14)甚至,一位写作“上海指南”的文人池志澂,就将其室号取名为“卧庐”。

      由此延伸,可将“卧游”之“观”视为中国传统媒介哲学在视觉审美上的经典表述。即是说,传统中国文人之“观”超越了“一种对外部刺激的机械式反应”,它是“一种创造性行为”(15)。“心眼至上”意味着这种“创造”可以走向某种极端——只要创作者或观者能够与这种精神相遇合,那么“想象的山水和画山水就和物质山水同等真实”,人们甚至可以宣称“画山水优于真山水”(16)。因此,“卧游”中的所谓观看之“道”,就是凭借“心眼”的精神活动实现一种全面超越——在“心”与“物”的交融想象中找寻“诗意栖居”,一种对物理、世俗空间“坐忘”式或“不即不离”式的超越(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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