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人类从“伊甸园”进入“尘世”的那一刻起，就已栖居于技术构造的世界，再难以脱离技术而存活[1]。从古至今，技术的面貌产生了沧海桑田式的变化，但人类的各种活动却始终嵌入在技术当中[2]。同时，技术也一直影响着人们的交往行为。 在当今的信息时代，智能手机等各种移动终端与人的联系空前紧密，甚至成为人身体的一部分，尤其在新冠感染疫情时期，智能手机成为出示健康码的必要设备，必须随时携带。诸如智能手环、智能手表等技术物也逐渐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自此，交往主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人”变为了“赛博格”。 那么，在“我们都是赛博格”的时代里[3]，交往主体的变动如何影响我们的日常交往行为呢？这正是本文的问题意识原点。 一、赛博格与赛博格研究 (一)赛博格的提出与发展：被忽视的日常生活视角 赛博格一词来源于英文“cyborg”，是“cybernetic organism”(控制论有机体)的合成词[4]。它产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科学家克莱因斯(Manfred E.Clynes)与克莱恩(Nathan S.Kline)提出的利用可控装备增强人类适应地外环境的思路[5]。1985年，哈拉维(Donna J.Haraway)在《赛博格宣言》中，将赛博格定义为“一个控制生物体，一种机器和生物体的混合，一种社会现实的生物，也是一种科幻小说的人物”[6]。由此，赛博格不再是曾经那个“运用控制论原理和生命科学前沿成果制造的自控性的半机器半生物的生命复合体”[7]，而是意味着一系列界限的打破：人类与动物、有机体与机器、身体与非身体等[8]。任何将演化的与被制造的、有生命的与无生命的混合在一起的有机物或系统在技术上都被视作赛博格[9]，人类与智能机器的结合也成为后人类研究者共同的主题[10]。可见，从这一概念产生至今，技术物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目前对于赛博格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向。首先，赛博格概念的出现暗含着美苏冷战时期美国争夺太空的愿望，带有着强烈的军事色彩[11]。从早期的带着渗透泵的小白鼠[12]，到后来服务于军事、国土安全和环境监测的赛博格龙虾[13]，都体现着赛博格研究的军事渊源[14]。其次，医学领域同样是赛博格研究的重镇，“已配备医疗装置，像人工心脏或起搏器或义肢，或者为了存活而依赖于机械装置，像心脏和肺机器的有机体”被认为是“最原初的赛博格”[15]。医学领域也一直想“超越已知的生物边界”，以应对其面临的一系列挑战[16]，相关研究甚至追溯到了处在胚胎时期的人类[17]。因此，有学者指出，医疗赛博格可能是最常见、最广泛的人机组合[18]。在国内对于赛博格研究中，假肢、假牙、心脏起搏器等常常成为解释何为赛博格的例证[19]，这也体现了医学视角在赛博格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此外，哈拉维本人对于赛博格的研究带有“后现代”的解构视角，侧重于隐喻层面以推翻人文主义中存在已久的人与非人的二元对立[20]。相关研究所具备的文化隐喻效用的偏向导致后续的众多研究都侧重于赛博格的文化层面[21]。带有文化意义的赛博格也成为科幻电影的宠儿，技术超人类、仿真人或人工智能系统、承载人类的意识或基因的机器或生物成为电影中常见的三类赛博格形象[22]。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科学和工程学(特别是在航空和战争方面)、医学和想象力成为赛博格研究的三个重要部分[23]。战争中的赛博格、医学中的赛博格和文艺作品中的赛博格成为主要研究对象，而日常生活中的赛博格则被忽视了，缺乏对于赛博格这一新的主体如何影响日常交往行为的考察。这既是由于上述三个视角的巨大影响，遮蔽了这一重要维度，也是当时技术发展水平不足，赛博格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不够所致。随着科技条件的发展，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等技术物逐渐出现，为研究日常交往中的赛博格提供了可能。 (二)传播学中的赛博格：缺乏对交往行为的关注 作为一个热门概念，“赛博格”同样得到了传播学者的关注，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视角。一是，对赛博格的概念进行辨析[24]，或是对赛博格的概念加以溯源，考察其与传播学之间的关系[25]，从本体和喻体上对赛博格的含义进行指认。二是，由于赛博格形象被广泛运用于文艺作品当中，从文化研究的路径考察科幻电影中的赛博格也非常普遍。在科幻电影中，赛博格身体跨越人与机器、现实与虚拟的边界[26]，出现了诸如“赛博格之眼”的感官增强技术[27]，彰显着赛博格是“人类的必然”[28]。这些研究给赛博格研究增添了传播学的视角，但停留于概念层面和展望视角的研究缺乏足够的现实关怀，依然无法弥补上文所述的研究不足——赛博格如何与日常生活中的交往行为勾连？ 不过，技术的发展终究让赛博格从神话、科幻跨进了现实的门槛[29]，智能手机等设备的引入，使得人具有了一定的“赛博格”的特点[30]。如果说赛博格的显著特征是“人与非人、有机体与机器、非身体与身体”等界限被打破，那么当前这些与人体紧密相连的技术虽然还不能如同科幻电影般对人进行彻底改造，却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将“人”改造为“赛博格”：智能手机虽然在物理上并非与人一体，但在实际生活中二者却形影不离，以至于让人实现了“永久在线”与“永久连接”的状态[31]；可穿戴设备同样可以随时摘下，但在客观上却与人保持着紧密的连接，“规训”着人的行为[32]。因此，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各种可穿戴设备不断地普及，越来越多的技术物件与人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甚至达到了“共生”的程度。从形式上看，这种“共生”直接导致人与技术逐渐“融为一体”，让人变成了技术加持下的“赛博格”。 因此，有传播学者将从赛博格放置于日常生活的视角指出，技术与人的融合塑造出了新型传播主体——赛博格[33]，这种新型传播主体崛起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传播学研究领域，它带来了两个方面的重要影响：传播再造了人类之主体；媒介成为人类社会的构成性要素”[34]。虽然相关的研究确认了“赛博格”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交往主体，但对主体变动后如何影响人们的交往行为缺乏进一步的考察。当前的研究仍停留在宏观的“是什么”层面，对“怎么样”问题缺乏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这也正是本研究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