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20050/j.cnki.xwdx.2023.05.008 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中的“数字劳动”研究，是探讨当下互联网场域里“劳动问题”的重要维度，其独特的批判视角和政治经济底色，为研究与劳动相关的核心概念与基本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理论透镜(姚建华、徐偲骕，2021)，现实的境况是，现有基于西方经验的传播学理论已经不足以解释中国复杂的现实(沙垚，2015)。当乡村主播正在成为数字劳动者而可能出现劳动异化时，当农产品价格被资本平台压制而可能伤害农民时，地方社会并没有像经典数字劳动理论所探讨的那样，劳动者被资本异化而无可奈何。相反，在外部压力下各主体没有四散而逃，而是激发起了地方政府与小资本以及民间社会的重新团结，这充分展示了乡村社会独特的韧性和活力。“地方政府+小资本+民间社会”的三维团结模式(沙垚、李倩楠，2022)。 以上讨论为我们重新审视数字劳动理论的在地化运用提供了有益的探索，也为我们研究乡村直播开拓了一条跳出数字劳动框架，从更广泛的文化、社会等维度体察乡村直播的路径。文章对乡村直播模式的概念化提炼带给我们诸多启示的同时，也引发我们的思考：“政府+小资本+民间社会”的团结模式，会是一种持续稳定的结构吗？在这个模式里，会不会存在不稳定因素，如果存在又该如何解决？ 一、提出问题：在地组织的必要性 乡村直播作为数字经济在乡土场域的尝试，是村级电商在直播时代的新产物。在国家行政力量的推动下，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超13万个乡村电商服务站点，建设衔接电商公共服务和物流配送中心超2000个。乡村直播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各资本平台向三四线城市的下沉布局。在网络直播中，资本成为权力分化和等级结构形成的驱动力，数字技术对劳动的全面介入，并没有改写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逻辑，只不过改变了劳动方式以及资本载体的表现形式(姚建华，2019/2021：5)。 在乡村直播的范畴里，小资本作为政府与村庄的中介，是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主体。在产业振兴的政策激励下，各地政府不断在贷款支持、用地支持、财税支持等层面扶持返乡创业者，在情感和政策利好的双重召唤下，部分返乡创业的民间小资本异常活跃。但村落的社会基础，勾连了一套熟人社会里的规则，关系、人情、面子、血缘等人伦关系和交往规则也约束着小资本的市场化行为。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他们会舍弃部分经济利益，照顾到更多的情感与关系，更愿意接受县级政府的统筹安排，希望自己的经济行为与县级政府的政治逻辑保持一致(胡钰、沙垚，2022)。从这个层面看，“小资本”的确有着易妥协、好管理的优势，但卖农产品不能只靠情怀，从目前的电商销售来看，随机性程度很高，对农产品销售的组织化程度还远远不够。 “利益最大化是资本最根本的逻辑”(何卫华，2017：106)，这就导致了在“政府+小资本+民间社会”的团结模式中，“小资本”可能成为一个不稳定因素。流动性强、弱化的公益行为……这些小资本的“天然不确定性”成了三维团结模式中极不稳定的因素。有没有一个外部的力量，能将分散的小资本团结起来？从而引导他们发挥自身优势，既抱团取暖又差异化竞争，既自身获利又能反哺社会，而不是单打独斗、相互竞争。 团结何以可能？社会契约论者认为，“社会是个人的集合，是个人为实现自己效益最大化而达成的契约共同体”，但涂尔干则认为“个人依靠共同利益达成的契约关系是不稳定的、任意的”(陈涛，2013)。随着时代的发展，集体意识的作用逐渐变弱，个体意识的影响力日趋增强，社会团结的形态从“机械团结”转变为“有机团结”：社会整合的方式从依赖同质性的集体意识的情感整合，过渡到依赖异质性的集体意识(职业群体)的功能整合(王昕生，2020)。 乡村直播重建在地团结的基础，是依据社会分工而来的异质性个体，个人主义的增长与有机团结的发展恰是齐头并进的，需要在不同主体间建立某种统一的集体意识或联系，从而达到团结的理想效果——“在地组织”或有可为。 新乡村建设的根本在于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傅琼等，2013)。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如经济方面的合作组织、村庄自我管理的各类协会、剧团文艺队等，各种类型的在地组织实际上代表了农民自我合作和自我管理的发育程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个体小农的经营规模太小，农民如果不能合作起来，就无法应对市场的风险，只有合作起来才有能力对接外来的物质资源(贺雪峰、魏华伟，2010)。所以，面对直播电商向乡村的下沉，不仅需要从业农民合作起来，还需要专业协会的力量提供支持，降低入场风险。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建立起的行业协会体系，从一开始就与政府关系密切，具有协助治理、促进经济发展与整合新社会群体的重要意义(纪莺莺，2016)。甘思德与邓国盛的一项量化研究则发现行业协会远比个体企业更有政策影响力(Deng Guosheng & Scott Kennedy，2010)。所以，行业协会编织的网络关系平台，更适合小资本的联合：一方面利用关系网络维系小资本，另一方面行业协会更有可能获得政策参与的制度化空间(纪莺莺，2016)，使商业便利和公共服务在乡村更好地协调起来，使乡村直播的“自发团结”走向更为稳固的“自为团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