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和政治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中共二十大对国有企业改革作出明确指示，提出要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作为一项重要的经营决策，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存续与发展。合理的投资决策能够帮助企业提高经营业绩、实现资产的增值保值；而低效投资则会导致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破坏公司的市场价值（Higgins和Schall，1975；姜付秀等，2009；Chen等，2011；Chen等，2017）。因此，国有企业坚持有效、高效投资，对实现国有资产增值保值、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但现实情况却是，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损失严重，其中尤其存在大量的过度投资问题①（刘建丽等，2014）。 政府审计是党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有企业治理的过程中发挥着常态化的“经济体检”功能。近年来，政府审计一直致力于维护国有资产安全，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损失浪费（刘家义，2012）。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完善审计制度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及相关配套文件，其中明确将国有资产重大投资决策及投资绩效情况等列为国有资产审计全覆盖的工作重点，以维护国有资产安全，促进提高国有资产运营绩效。2021年6月，中央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审计署印发的《“十四五”国家审计工作发展规划》将国有资本的投资、运营绩效列为审计重点。 那么，对于国有企业严重存在的过度投资问题，政府审计究竟能否产生有效的抑制作用？其中又存在着怎样的作用机制与经济后果？ 为了验证这些问题，本文基于审计署2010～2018年发布的央企审计结果公告，以其中涉及的央企及其控股上市公司为实验组，其他国有上市公司为对照组，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政府审计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的作用效果，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中介和调节效应模型进一步探究其中可能存在的作用机制和经济后果。本文的研究既是政府审计微观治理功能相关文献的有益补充，验证了党和国家不断推进国有资产审计全覆盖所具备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还为政府审计如何有效抑制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问题、实现国有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与实践参考。 二、文献回顾 围绕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因素，学者们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研究探讨。部分文献以公司内部特征为切入点，研究发现，随着管理层能力的提升，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和信息透明度也会相应地增加，从而使公司拥有更高的投资效率（姚立杰等，2020）。但同时，能力越强管理者的过度自信问题也越严重。他们可能会过度高估他们的经营能力，而忽略了投资活动中可能存在的风险，产生更多的过度投资问题（姜付秀等，2009）。会计保守主义则是缓解该类非效率投资的重要手段。具体地，会计保守主义通过鼓励管理者放弃净现值为正但风险较高的项目，有效地减少了企业管理者因过度自信而产生的过度投资决策（Bushman等，2011；Lara等，2016）。 然而，上述文献是基于公司委托代理问题并不严重的前提下进行讨论的，当企业内部的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问题趋于严重时，公司管理者的经营活动就会具有较强的自利动机。因此，更多的文献则是基于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框架，验证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作用成效，研究发现：公司内部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水平（李万福等，2011；Cheng等，2013）和完善的董事会制度（陈运森和谢德仁，2011）可以有效抑制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优化管理者的经营决策，以此提升企业的投资效率。同时，随着来自公司外部的分析师预测质量的提高（Chen等，2017；Choi等，2020）和机构投资者关注程度的增加（Cao等，2018），公司的信息透明度和披露质量也会相应地得到优化，从而有效抑制被关注企业的非效率投资问题。此外，王兵等（2017）基于央企审计结果公告，通过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发现，国家审计能够抑制公司过度投资行为，并且这种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被非“十大”小所审计的公司中。 纵观上述文献发现，学者们关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已经十分丰富，主要探究了管理者特征、来自公司内外治理机制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作用效果。然而，对于国家监督治理体系与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的关系，仅有少量文献关注到了政府审计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对于其中可能存在的路径机制与经济后果，既有文献的研究分析相对匮乏，仍有待进一步地揭示与探索。 相较于已有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基于2010—2018年央企审计结果公告，实证分析政府审计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问题的抑制作用，有效缓解了王兵等（2017）的研究由于样本量较小而导致回归结果可能产生偏差的问题，丰富了国家监督治理体系与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的关系研究。第二，本文在验证政府审计能够抑制国有企业过度投资并确保稳健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区分了不同因素所导致的过度投资问题，探究其中可能存在的作用机制与公司特征异质性，为政府审计更好地发挥其维护国有资产安全、促进提高国有资产运营绩效作用提供经验证据和方法探索。第三，本文还尝试着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打开其中有关经济后果的“黑箱”，检验政府审计抑制过度投资问题以后对国有企业财务风险和公司价值更深层次的作用效果，为实现国有资产审计全覆盖提供理论依据与证据支持。 三、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1.国有企业过度投资溯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