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Du Bois在认知语言学领域最重要的期刊Cognitive Linguistics上发表了《对话句法》一文。从那时起，国内的许多学者（如刘兴兵，2015；曾国才，2015；高彦梅，2015/2018；王寅、曾国才，2016a/b/c；王德亮，2017/2018/2021；沈艳萍，2019）就一直关注对话句法，并展开了一系列的引介和研究活动。对话句法以对话形式的话语为分析对象，意在阐释对话之间包括复用、平行、对比、类推、映射、共振等结构关系。其中，共振是对话句法的核心概念，可以为话语意义的理解提供认知框架。 Du Bois（2014：372）将对话共振定义为“激活话语间亲缘关系（affinity）的催化剂”。王德亮（2018）从语音、结构层次和交际功能3个维度出发，进一步将共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高彦梅（2018）将Hasan的衔接和谐理论中的“功能关系”概念引入到对话共振研究中，分析了表层共振成分与深层功能关系之间的互动。王寅、曾国才（2016a/b/c）选取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COCA）中的语料，发现（句法或语义的）局部共振及零共振（即间接回答或答非所问）的对话形式在所有对话中的占比达半数以上。可见，局部共振及零共振是日常对话的常态表征。但是，目前关于对话共振的研究仍需要进一步解释以下问题： ①不同共振类型（特别是局部共振与零共振）的内驱理据是什么？ ②何种共振会获得何种语用推理？ 语用推理是在语境作用下对语言意义所进行的最佳逻辑推算，而转喻正是这种推理方式的重要手段。作为一种联想认知方式，转喻不仅在语用推理中起着重要作用，还影响着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认知语言学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解释话语的意义推导机制。对话作为人类语言最基础的语言形式（Langacker，2008：459），最能清楚地表明转喻推理在语言中的认知操作机制。因此，本文以学界对对话共振类型已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探析句法共振的转喻认知理据，尝试回答何种共振对应何种转喻推理的问题。 一、对话共振 对话句法学摒弃了传统句法学过分注重单句层面的线性分析，将研究对象扩展到日常语言的对话层面，关注问与答之间的句法、语义、语用等特征，特别是平行结构间的词语和结构复用、意义感知、句法和语义上的共振等现象。Du Bois（2014）认为，当话语间的亲缘关系得到激活时，答话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选择性复用发话人的词语或结构来构建新话语，由此便产生了共振。共振可能发生在语言的各个层面，既包括语音、词素、词汇、句式、句群和语用功能等，也包括词性、时体、结构、句型等方面的句法现象。王德亮（2018）认为，共振还包括对话时动作行为方面的关联现象，如手势、眼神或其他肢体语言。这些资源都有可能在对话中被激活，引发部分或完全平行结构，在语言各层面出现结构的“耦合”（coupling）现象。此外，对话共振还会引起平行话语间新亲缘关系的产生或已有亲缘关系的变化，从而使话语意义发生改变。正是由于问与答之间建立了对话共振关系，在语言上出现了亲缘性特征，发话人与答话人之间才会出现某种语用合作，从而产生语用意义（王寅、曾国才，2016a：51）。可以说，对话共振理论关注的主要是问与答之间在句法、语义、语用等层面所构建的话语间的亲缘关系。共振方式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是隐性的。显性对话共振研究主要关注话语间在句法上的显性平行特征，而话语间在语义及语用层面的亲缘关系则属于隐性对话共振研究的范畴。 1.语义共振 Du Bois（2014）指出，问与答之间在形式及语义上均可以出现信息的共振。王寅、曾国才（2016b）首次明确使用“语义共振”这一术语来描述对话间信息的记忆与传承，答话人在内容上回应问话人，以“完全、超量、部分、拒绝”等方式提供所需信息。从他们对语义共振的描述可知，语义共振关注的是问与答之间在语义信息内容上的传承问题，答话人可以通过复用问话人所提供的语义资源（包括词义、句义等方面）实现话语间的信息互动。根据问与答之间的语义传承程度，又有不同类型的语义共振，即完全共振、冗余共振、局部共振、零位共振及多元共振（王寅、曾国才，2016b）。 2.句法共振 对话句法学对于对话共振的考察目前仍主要聚焦于问与答之间在句法上的共振关系。所谓句法共振，是指问与答之间在句法结构上所具有的相同或相似特征，即答话重复使用了问句中的词语、短语或整个句子结构，使得问答之间出现句法结构上的平行性和对应性，从而产生了句法共振现象。一般说来，平行特征是对话共振的主要外显特征（王寅、曾国才，2016a：53）。王寅、曾国才（2016a）进一步将句法共振划分为两个大类，即结构共振和关联共振。结构共振主要从对话结构的不同层面来进行划分，包括语音、词语、单句、句群等，而关联共振则主要聚焦问与答之间的关联度问题，可分为完全共振、局部共振和零共振。这两种分类方式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不同结构层次的共振可产生不同关联度的共振类型。为便于更清晰地阐释对话句法共振与转喻认知推理之间的关系，本文以句法关联共振分类为主线，分别阐述不同共振类型所对应的转喻推理模式。当然，不同的关联共振模式势必存在于不同的语言结构层次中，对此本文不再单独论述。 二、理论基础 1.转喻与事态场景理论 Lakoff & Johnson（1980）将转喻视为人类的一种概念现象，认为它甚至可能是比隐喻更为基本的认知方式。转喻在本质上是一种语用推理，转喻思维方式的主导作用影响着对话间句法结构的对应关系。Langacker（2004/2009）也认为语法在本质上就是转喻性的。 局部共振和零共振在日常对话中十分常见，也是话语交际中间接回答或答非所问的语言外显特征。为了更好地阐释间接言语行为的认知机制，Thornburg & Panther（1997）和Panther & Thornburg（1998）提出了事态场景（state-of-affairs scenario）理论。该理论从认知角度研究间接言语行为的转喻思维机制，提出了言语行为转喻的思想（speech act metonymy），认为不仅场景的任一组成部分都可以激活整个场景，而且各组成部分之间也可以相互激活（陈柯妮，2011：18）。事态场景理论虽然在分析间接言语行为时对对话中的转喻模式多有涉及，但其主要关注点还是在于言语行为本身，并未深入探究对话的外显句法特征与转喻思维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不同的转喻思维模式在对话中对应不同的语言结构共振类型，我们可以将认知语义学对于场景的研究扩展至对话层面，结合对话共振的句法外显特征，阐释句法共振的内在转喻运作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