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家庭背景在教育中如何发挥作用，是教育不平等研究的核心关切。社会学家长期以来对以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为代表的社会出身与个人的教育、职业成就之间的关系感兴趣。继以家庭背景来解释教育成就的布劳—邓肯模型和威斯康星模型[1]以后，大量研究都指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的教育成就有显著影响[2][3]。本文从皮埃尔·布迪厄的“资本的形式”框架出发，梳理国外关于不同类型的家庭资本(家庭背景的不同因素)与子女教育成就之间关联的实证与理论研究，以更好地关照中国经验，推动当代中国教育公平与社会分层研究的深化发展。 一、资本的形式 不同于卡尔·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资本概念，也不同于在“物”的层次上看待投资问题的经济学的资本概念，布迪厄的研究焦点集中在施为者①如何在竞争的场域中通过各种策略获取利益，以及他们如何在采取行动的同时不知不觉地再生产社会的结构。[4]布迪厄在《资本的形式》中指出，“资本是累积的劳动，当这种劳动在私人性，即排他的基础上被施为者或其小团体占有时，这种劳动就使得他们能够以具体化的或活的劳动形式占有社会资源”。[5]布迪厄反对把一切都化约为经济学的经济主义，他强调实践经济科学需要致力于考察各种形式的资本并证明其中的法则。在他看来，资本可以表现为四种形态：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这里的经济资本不仅包括可以立即、直接转化为货币的资本(如金融财富)，也包括制度化了的财产权(如房产)，因此按照布迪厄的框架，很多社会分层和代际流动的研究模型仅将职业和收入作为社会经济背景的衡量指标是不够的，还应考量其他财富作为经济资本的中心地位。 历史上对社会行动的描述和解释有两大知识流派：一是只强调行动原则(即效用最大化)而忽视规范、人际信任、社会网络的重要作用的经济学流派；二是强调环境塑造行动而忽视“行动的引擎”(没有内在的行动源泉和目标)的社会学流派。因此，为了对这两大流派进行修正，有社会学家提出了新的概念工具——社会资本——不仅引入了理性行动原则，而且在分析过程中不抛弃社会组织和社会现象。布迪厄的社会资本概念是指“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这些资源与对某种持久性网络(network)的占有密不可分，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与某个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它从集体拥有的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credential)”。[6]迪厄认为，施为者占有的社会资本数量取决于他能有效运用的网络规模，以及网络中与之联结的每个施为者所占有的资本数量。[7] 随后，詹姆斯·S.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的内涵进行了扩展，他指出社会资本由其功能来定义，“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实体，而是各种不同的实体。它们都由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组成，它们同时促进结构内行动者(无论是个体还是组织行动者)的某些行动。像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使某些目标的实现成为可能”。[8]社会资本存在于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之中。例如，朋友、家庭、社群关系及其信任对商人交易的重要作用，学习圈对学生学业成绩的意义，非正式社会资源对职业流动的重要作用等，这些资源都构成了行动者的社会资本。那么，到底是社会关系的什么构成了对个体有用的资源?科尔曼提出了社会资本的五种具体形式。第一种是结构的义务、期望和可信度。如果甲为乙做了什么并相信乙将来会回报，这就建立了甲的期望和乙的义务，该“债务”可被视为甲方持有的信用凭证，由乙来履行。如果甲持有大量此类信用凭证，对于与甲有关系的人来说，这与金融资本是直接的模拟。第二种形式是信息管道，即社会关系中固有的信息潜力，信息在为行动提供基础方面很重要。第三种形式是规范和有效制裁。当一种规范存在并且有效时，它就构成了一种强大的(有时脆弱)的社会资本形式。例如，禁止犯罪的有效规范使人们可以在夜间的城市自由行走。第四种形式是社会网络的封闭。由于规范产生于试图限制消极的外部影响或鼓励积极的外部影响，但在许多存在这些条件的社会结构中，规范并不存在，原因就在于社会结构缺乏封闭性。第五种形式是可用的社会组织，在多重社会组织中，人们在不止一种背景下联系在一起(邻居、同事、父母、宗教信徒等)，多重关系允许一种关系的资源被挪用于其他关系，有时，资源仅仅是信息。例如，两位邻居交换关于他们同班孩子活动的信息。[9] 文化资本是布迪厄最早用来解释阶级背景与学术成就关联的资本形式，也是之后很多社会学家进行教育阶层化研究的理论基础。虽然布迪厄并没有给文化资本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他区分了文化资本的三种表现形态：一是具体化的文化资本(embodied state)，即文化、修养的形式，代表着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dispositions)，这种形式的文化资本预先就设定了必须由投资者亲力亲为，无法通过礼物或馈赠、购买或交换来及时传递，也正因如此，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成为资本继承性传递的最佳隐蔽方式；二是客观化的文化资本(objectified state)，即在物质或媒介中被客观化的文化商品，如绘画藏品等；三是体制化的文化资本(institutionalized state)，即学术文凭的形式，可以用教育成就来衡量，能赋予其拥有者一种约定俗成的合法性保障价值，教育成就也因此确定了可以在劳动力市场进行交换的金钱价值，使得文化资本可以顺利转换成经济资本。[10]近几十年来，文化资本的概念范围不断扩展，除了学历文凭、文化藏品，还包括高雅文化活动、家庭教养等。因此，文化资本可被视为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人或群体用来促进相对社会优势的一种手段，或是一种可以用来交换其他经济资本或社会资本的广义货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