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黄炎培大力主张在中国推行“实用主义教育”，认为它是“使学校教育与生活实际接近”的“生活教育”，是针对中国教育的“惟一对症良药”(黄炎培，1913a)。观其内容，黄炎培提倡的“实用主义教育”实为“做中学”教育。他主张在普通教育中渗透实业的陶冶，阐述了在中小学各科推行“做中学”教育的具体方法，认为这种教育是“打破平面的教育，而为立体的教育”(黄炎培，1913b)，其大旨是“使理论不与实际睽隔，俾学生以后为真实有用之材”，“以增进国民生产力”，其主要原则是发挥学生个人的主动性，“使教育适合于学生，非以学生求合其教育者也”(黄炎培，1913c)。2002年，单中惠先生指出，“做中学”针对的是传统教育的“从听中学”，体现了现代教育的特征，有助于儿童的整体发展(单中惠，2002)。然而，2021年，刘云杉教授从社会学功能论角度，批评杜威的“做中学”忽视了知识和真理，有弃绝文明的危险(刘云杉，2021)。 在国外，关于杜威“做中学”的研究和评价也有类似的几种典型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杜威的“做中学”是建立在对“旁观者认识论”的批判的基础上的，它所主张的是以生物进化论和实验方法为核心观念的“参与者认识论”，这种教学认识论不但要求学生成为一个主动的探究者，努力解决真正的问题，而且要求课堂生活是一种真正的共同体生活，它影响了此后的建构主义教学论(Curren，2003)。另一种观点以著名的杜威研究专家、杜威的学生悉尼·胡克(Sidney Hook)为代表，悉尼·胡克指出，杜威所强调的“做中学”的“做”并不是指“一切的做”，杜威鄙视那种不包含理智的“做”，他主张的“做”要么是观念的检验，要么是在深思熟虑基础上实施一项计划或设计，要么是为达成一个目标，而寻找一种方法去“做”一些必要的事情，而且如果认为杜威主张“做中学”就意味着他不关心读、写、算等基础知识的传授，那么这是对杜威的“一种简单化和灾难性的误读”(Hook，1979，p.xxxiii)。然而，批评者认为：“‘从做中学’这一理论的根本错误就在于：表面上它保护儿童‘个人的主动性’，实质上它是让他们在其所经历的有限的、自发的经验过程中，顺便获得一些理论知识和科学知识。”(滕大春，2005) 简言之，百年来，教育家和学者们对“做中学”虽有褒有贬，但总的来说，褒多于贬。学者们对“做中学”的分析也各有特色和贡献，但总的来说都着重从教学理论去看待它，我们尝试从社会理论角度对杜威主张的“做中学”再做一番探究。 一、“社会转型问题”是隐藏在“做中学”背后的关键词 在杜威之前一百多年，卢梭就开始提倡“做中学”了。卢梭说：“看看你的学生的知识和我的学生的无知之间的区别吧!你的学生学习地图，我的学生制作地图。”(Rousseau，1979)卢梭以其特有的语言风格形象地阐明了“做中学”。杜威非常欣赏这种思想，在其著作中完整引用了卢梭这句话(杜威，2005，第222页)。杜威所主张的“做中学”在基本面上与卢梭相同，同时增加了一些元素。 杜威明确说：“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并不是指用手工(manual occupations or handwork)来代替课本的学习。”(Dewey，1979，p.255)换言之，“做中学”并非仅仅指通过操作工具的活动学习。杜威在评论1910年美国印第安那州波利斯市第45公立学校时，清晰地说明了“做中学”的内涵。他说：“这个学校的工作几乎都是以对学生有内在意义和价值的活动为中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所学校的儿童是‘从做中学’的，不仅如此，大多数的活动还是儿童自己首先发起的。他们给自己出数学题，提议盖房工作的程序，互相评议作文，并且自己编排戏剧。”(杜威，2005，第253页)从中可看出，“给自己出数学题”和“互相评议作文”等纯智力活动以及智力活动与操作道具相结合的“自己编排戏剧”活动，都是“做中学”。因而，“做中学”真正的内涵是通过学生能发挥主动性的社会性活动进行教与学，其中的“做”既可指单纯的智力活动，也可指智力活动与动手操作相结合。杜威又说：“‘教孩子们生活’是‘做中学’的另一种说法。实现‘教孩子们生活’这一点，与其说是通过专门设计和各种器具来使课程更有活力和更具体，或者通过取消教科书以及师生间过去那种储水池和抽水机般的关系来达到的，不如说是通过给儿童一个充满了要做的有趣的事的环境来达到的。”(Dewey，1979，p.263-265)换言之，“做中学”并不一定要求师生们操作工具，也不意味着忽视教师的传统作用或激进地取消教科书，“做中学”即“生活中学”，当然这种“生活”必须是能充分发挥师生主动性的生活，因而“做中学”的条件仅仅是“给儿童一个充满了要做的有趣的事的环境”。相应地，它的反面是“死读书，用课本做性命，拿讲义做生活”(袁刚等，2004，第393页)。简言之，“做中学”指主动地学，在主动的生活中学。 “做中学”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在教育中的重要体现。在《实用主义对教育的影响》中，他对“做中学”做了更系统的阐述。按照此文，“做中学”包含三个主张：第一，“所做的事情不应该是任务指派者所武断强加的任务，而是某件有内在意义的事情，学生自己充分地欣赏其意义，对它产生了生气勃勃的兴趣”；第二，“在参与各种活动的过程中，学生的感知能力自然地得到了训练”；第三，在教学中，我们要培养反思和深思熟虑的习惯，需要围绕问题去收集信息和积累知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告诉学生，所有的思想、真理和理论都只是暂时的假设或假说”，“以实用主义思想为基础的教育，必将培养出这样的人——他们认识到必须把思想和信念付之于实践应用，以不断地检验它们的正确性，且根据实践应用的结果不断修正自己的信念”(Dewey，1977)。换言之，杜威的“做中学”以反省思维五步法(活动、问题、资料、假设和检验)为中心，反对教条主义，推崇批判性思维。因此，“做中学”指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学，在反思中学，在实验中学，在不断创造的生活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