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来肆虐全世界并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创伤与损失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是全球性的公共卫生事件，也是全球性的重大文化事件。从知识发展的角度，深刻地反思疫情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及其教训，是全球教育界与学术界的一项不可回避的责任，尤其是大学的任务。其中，疫情究竟对我们的知识体系形成了什么样的挑战，如何进一步创新人类的知识观，应该是后疫情时代知识发展与创新的重要课题。 一、重塑知识价值观的必要性 诚然，疫情的肆虐与人类社会对于病毒、药物与公共卫生的知识太少有关系，需要进一步增加与拓展相关领域的各种新知识、新理论、新技术，进而有效战胜病毒与疾病；通过这次疫情的蔓延，人类社会需要进一步加强全球合作，完善公共卫生与防疫供应链的合作形态，共同抵御病毒危害；人类社会也必须更加深入系统地认识大自然，把握其中的规律与奥秘，增强对大自然的控制能力，等等。这些看法与观点都是合理的，相关的改进与发展也是必需的。而我们目前更应当关注的是：疫情的发生以及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人类知识的多少，或人类驾驭自然界力量的强弱，或公共卫生体制不够完善。实际上它是在提醒我们，人类的生存状况与生态环境已经出了问题：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交往出现了问题，人类习以为常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与自然界的关系发生了不和谐现象。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为教育打造新的社会契约(Reimagining Our Futures Together：A New Social Contract for Education)》作者将他们的研究结论“总结为一点，那就是：我们迫切需要改变方向，因为人类的未来取决于地球的未来，而这两者目前都处于危险之中”[1]。在他们看来，目前“面临着一个事关生死存亡的选择：继续走不可持续的老路，还是彻底改变路线。继续走目前的道路，就是接受不合理的不平等和剥削、多种形式的暴力升级、社会凝聚力和个人自由的削弱、持续的环境破坏以及危险的按照可能是毁灭性的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继续走目前的老路也不能预测和解决我们社会的技术和数字化变革所带来的风险”[2]。根据报告的建议，这种教育方向的改变，至少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当前的哪些工作应继续?哪些应摒弃?还有哪些需要创造性地全新打造?”[3] 显然，这些问题的性质与回应方式，并不仅仅是单纯地增加与拓展知识，也并非单纯的知识结构的优化与完善。从知识发展的角度看，疫情的发生实际上是在促使知识界对已有的知识观与教育观进行反思：我们习以为常的知识价值观是不是存在某些不合理的方面?人类长期以来自以为是的认知方式与思维方式是不是需要调整与改革?我们是不是需要探索与建立一种新的知识观和教育观，尤其是发展一种新的知识价值观?新的知识价值观，必须能够在知识发展与教育改革中更好地引导人们重新考虑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帮助人类社会建立起与大自然之间更加合理与友好的相互关系，指导人类更好地认识自己，以及引导人类社会运用更加合理的方式与途径去发展知识，从而给予知识一种新的定位。新的知识价值观，不仅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之一。“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4] 二、知识价值观的历史演进 所谓知识的价值观，简单地说，就是知识学习与教育发展的目的与功能，或者说，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发展知识与学习知识。知识价值观的特征及其发展变化是人类社会精神与文化发展的重要形态，反映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以及与大自然的关系，反映了一个社会中知识与教育的基本定位。从早期人类对自然界与客观世界的朴素认识出发，知识价值观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中世纪的知识价值观和近代的知识价值观两个主要阶段。 中世纪的知识价值观是一种神学的知识价值观，是一种目的论的知识价值观。教育与学习知识的目的是为了证明神与造物主的伟大。当然，这个时代的知识也要探讨自然界的内在规律与秩序，力求发现客观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这种探讨与发现的目标是为了证明世界第一因，即上帝的存在，希望建立一种神性的知识价值观。正如查理大帝说的，“要讨上帝喜欢的人们，不单要行为端正，并且要言辞正确……当用口舌赞美上帝时，才不致发生错误”[5]。在这种神学的知识价值观中，启示高于理性，知识服从信仰，科学服从神学。知识的发展就是要证明神圣秩序的存在，体现创世主的伟大，进而证明人的活动是合乎神学目的性的。对此，恩格斯(Engel，F.)非常明确地指出，“僧侣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6]。 这种神学的知识价值观直接影响与建构了中世纪的学校教育体系与课程体系。例如，西方古代的知识体系主要是“三学、四艺”，前者指语法学、修辞学、逻辑学，后者包括算术、几何、音乐、天文学；前者是关于自身与社会的知识，后者是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虽然“七艺”并不是中世纪神学的发明，但却被教会神化为宗教的学问。在公元六世纪，学者卡西奥多鲁斯(Cassiodorus，F.M.A.)就撰写了一篇论证七艺的论文《神学和世俗教育的选择》，强调“七艺”课程的重要性，引用了《旧约圣经》箴言来作为他确定学校科目为七种的依据，使“七艺”构成了中世纪初期七种固定的教学科目。[7]所以，在中世纪的教会学校中，它们都是必修课程，证明和体现造物主的伟大与神定秩序的存在。对此，柏拉图(Plato)在《理想国》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七艺”都是能将灵魂引向终极真善美的学问。非常神秘的是，中世纪教会学校中的“七艺”与基督教的教义具有某种非常神秘的联系。因为，在犹太—基督教文化中，“七”是一个有魔力的数字，它“象征完美和歇息：《圣经》中记载上帝用七日完成了造物，保罗列举了圣灵的七大禀赋，耶稣从十字架上讲了七个‘字’，《启示录》中有七个教会和生命册上有七印”[8]，等等。奥古斯丁(Augustine，S.)曾在布道中说：“和五十这个数字一样，七这个数字是与圣灵(the Holy Spirit)相联系的”；卡西奥多鲁斯视“七艺”为学习神学的必要准备，不遗余力地强调“七艺”和宗教的联系，将“七艺”与《圣经》中“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的经文联系起来。[9]当然，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否定中世纪知识的发展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包括人类思维方式与逻辑的进步，但这些知识的价值却只是为了证明神的伟大；我们绝不傲慢地轻视中世纪科学家与思想家的智慧以及他们对人类知识的贡献，包括在认识论与自然哲学领域的探索，但这些智慧与贡献更多的只是为了取悦与感恩于主的慈悲。在这种知识价值观中，神学被视为七艺的“女皇”，“七艺”被认为是学习《圣经》的必要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