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是什么?有论者认为：“不是‘人应当如何生活’的道德问题，而是‘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问题。”[1]这一人类社会必须面对的基本命题在今天面临一系列危机。新冠疫情遭遇的辐射落尘折射出的种种伦理困境，揭示当前“在一起”已出现问题。这提醒我们，如何重拾信心与他人建立高质量的相互依存关系、增强社会凝聚力应该成为人类群体渡过难关的紧要课题。202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为教育打造新的社会契约》报告中指出：“尊重人权和关注教育作为一项共同利益，必须成为将我们共同的世界和相互关联的世界联结在一起的中心线索。”[2]7在不确定的风险社会，人类要应对道德冷漠、政治霸权、贫富分化、资源减少、物种灭绝等现代危机，更好地实现“在一起”；道德教育需承担起相应的使命与责任，重构其逻辑理路，以帮助我们重新学会“在一起”。 一、道德教育旨在学会“在一起” 人类没有与他者的共存与合作，就不能战胜生命的脆弱。与他人相互依存关系的质量影响共同体的持续生存与发展。道德教育是致力于让人学会“在一起”的事业，也即教人善良地与他者共在。 (一)如何“在一起”：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命题 人类对如何“在一起”基本命题的追问根源于生命的脆弱性。战胜自然力对生命的威胁，得益于汇聚个体力量以“在一起”的高超策略。保种求生是人类的本能，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面对体型、战斗力比人类强大数倍的野兽，学会“在一起”成为基本的生存策略。人类因为这一能力成为生命链条上最强大的存在。进化人类学家图尔钦(Peter Turchin)的研究表明，公元前1000年，以波斯帝国、古罗马帝国、中国为代表的超级帝国纷纷出现，社会人口成员增长至5，000万至6，000万，是人类社会超越群居昆虫的节点。[3]其后，已没有什么动物能够在复杂性与规模大小方面与人类竞争，人类成为动物群体中的首要合作者。 在生存之上，则是各种文明之争。既合作又竞争，既建设又破坏，这是人类能力的两面。大范围组织与协调能力的强弱是影响共同体竞争胜利的关键因素。这种致力于解决组织与协调的“在一起”问题的技术被称为延展性技术，如“伦理道德、行政管理、法律运作、常规军建设和人才选拔”[4]等。延展性技术旨在提高人们结合“在一起”的相互关系的质量，建立起高质量依存关系的社会拥有更强的竞争力。在两个部落中，正如有学者所言[5]201： 如果其中的一个拥有一个更大数量的勇敢、富有同情心、而忠贞不贰的成员，随时准备着彼此告警，随时守望相助，这一个部落就更倾向于胜利而征服其它的一个。 通过“在一起”建立复杂社会网络以增强共同体的力量，这是种族文明竞争中的自然选择。共同体内部的良序治理也依赖于“在一起”的能力。和平的发展需要积极管理而不仅仅是没有战争，这一内部治理能力同样需要“在一起”之延展性技术的优化。芬纳(Samuel E.Finer)的研究认为，希腊民主制度、犹太王国宪法机制、中国的常备军建设与官僚体系等均属行之有效的延展性策略[6]，成为铸就其统治伟业的伦理密码。 直到今天，共同体的发展仍需要处理与自然、外族群体等之间的关系，其要求可能会发生改变，但如何“在一起”的命题仍贯穿始终。现代社会对“在一起”甚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学者认为：“在复杂的现代世界，如果没有一种高超的相互依存能力，我们必定无法繁荣。”[7]一个社群、一个国家及人类族群，要想获得持续的生存与发展，必须对这一命题做出妥善的处理。 (二)伦理道德：“在一起”的主要路径 伦理道德在人们“在一起”的过程中得以发生、发展。道德起源于人合作、互助的社会本能。对此，有学者提出[5]190： 在一些活跃的理智能力和习惯影响的协助之下，自然而然地会引向“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一条金科玉律，而这也就是道德的基础了。 因此，人类的道德起源于合群感、互助感等社会本能，一方面表现为合作、共同劳动的行为，另一方面表现为对“赤裸裸地使用武力”[8]76“直接、粗野地掠取他们所需要的东西”[8]76的阿尔法男性、骗子、搭便车者、离经叛道者等不正义的制裁与社会控制，使人们联结在一起。 鼓励互助与惩罚越轨的伦理道德系统作为共同体处理社会利益关系的基本规范，能为法律、制度、政治等延展性技术的实施提供内在支撑，建构公平、正义的社会关系。组织协调是对一个国家或民族内包括人、财、物等有限资源的统筹配置行为，其正当性和合理性与否在于是否遵循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伦理是对维护社会基本秩序的制度性设计进行规范，道德旨在对主体的行动加以引导。没有伦理道德，人们就丧失了共同生活的基本条件。可以发现，伦理道德思想史与统治文明史的发展一体两面，当社会生活发生变化时，面对经济、政治等领域的新问题，为了维护善的实现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伦理道德的主张也会发生变化。如正义作为伦理道德的核心概念之一，古希腊的柏拉图在《国家篇》开篇即要求先为其下一定义，20世纪的罗尔斯(John B.Rawls)也在《正义论》中首先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9]。对公平、正义、自由等概念的把握影响西方社会的政治模式、社会政策、军事行动等，塑造了相应的主体素质与社会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