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作为人类自身及其文化再生产的基本存在，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意义和明显的教育学价值，家庭演变对家庭“个体成人”教育的影响更是不言而喻。有学者指出“教育和教育学的旨趣在于‘成人’”[1]；亦有学者指出“人之为人乃在于从人的动物性中超越出来，走向人的类特性，意味着个体最大限度地超越孤立的自我而进入族类生存之中”[2]。结合上述观点，本研究认为，家庭“个体成人”教育有别于单纯的成才教育，是指父代在遵循子代成长秩序和节律的基础上，注重子代健全人格和生命自觉的培养，通过完善外部空间以丰盈子代内心世界，最终实现子代“种”生命向“类”生命、个体生命向族群生命转变的教育。本研究试图在考察我国家庭结构、功能及其内部关系演变和发展趋向的基础上，就当前我国家庭“个体成人”教育面临的困境及其化解做简要探讨。 一、我国家庭演变的总体趋向 家庭演变有其内在依据和外在影响因素。家庭构成形态、组织模式等内部因素和不同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等外部环境都会对家庭演变产生影响。对我国家庭演变的考察表明，我国家庭结构、功能及其内部关系发生了如下三个明显变化。 (一)家庭结构的核心化与多样化 家庭结构包括代际结构和人口结构，根据代际层次与亲属关系，通常可将家庭分为核心家庭、直系家庭、复合家庭、其他家庭四类[3]。我国家庭结构演变趋势主要表现为如下两方面。 1.家庭结构核心化 先秦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人们聚族而居、群耕共作，后周公制礼，建立血亲嫡长分封制，致使“家长支配下的大家庭同居共财”[4]成为当时家庭结构的主要形式。秦汉均延续商鞅变法时的“异子之科”制和“余子均出”制，对家有两名或两名以上男子不分家者翻倍征赋，要求父子同居之家余子须与正夫一样服役[5]，致使秦汉家庭结构规模相对缩小。魏晋南北朝时废除秦汉上述两制，而且此间战乱频繁、王权式微、土地兼并严重，加之同居共财儒家伦理的自然延续，致使豪宗强族的依附人口增多，家庭结构规模逐步扩大。隋唐至清末施行“禁止别籍异财”制[6]，致使联合大家庭成为此间家庭结构的主要形式。民国力倡民主科学，加之城市工商业兴起，家庭被视为封建产物而备受抨击，致使大家庭开始出现分裂，家庭结构规模开始缩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计划生育政策的施行和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进，致使家庭结构规模急速缩小并朝核心化方向发展。据统计，从1911年至2019年，全国每户平均人口由5.17人减少至2.91人，1982-2010年全国核心家庭和直系家庭占80％以上[7]，可见，我国家庭结构着实经历了一个由大家族式家庭向联合家庭，再由联合家庭向直系家庭、核心家庭的转变过程。 2.家庭结构多样化 不仅我国家庭结构组织日趋核心化，家庭结构类型也开始逐步多样起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离异、流动、留守等多种家庭异变形式，其中对家庭“个体成人”教育影响较为突出的有两类。一类是离异家庭。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办理离婚手续的有470.1万对，比上年增长5.4％；2020年，依法办理离婚手续的有433.9万对，比上年下降7.7％；2021年，依法办理离婚手续的有283.9万对，比上年下降34.6％[8]。三年办理离婚手续的夫妻累计1187.9万对。每对夫妻离婚意味着至少1名或2名孩子面临家庭破裂，所以近几年新增离异家庭的孩子数量要远大于1187.9万。另一类是留守、流动家庭。留守家庭是指亲代一方或双方外出务工而子代非随迁的家庭，流动家庭是指亲代外出务工且子代随迁的家庭。统计数据表明，“自2018-2022年，我国农民工总量从28836万人增至29562万人，增加了726万人。202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562万人，比上年增加311万人，增长1.1％”[9]。农民工规模扩大意味着留守、流动家庭增加，虽然这两类家庭形式上是完整的，但实质已呈离散甚至破裂状态。 (二)家庭功能的让渡化与剥离化 家庭功能是指“家庭在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方面所能起到的作用”[10]，主要包括家庭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功能。我国家庭功能的演变主要表现为如下三方面。 1.家庭政治功能的权力让渡化 我国家庭政治功能演变与宗族休戚相关，在经历“先秦时期的贵族宗族、秦汉至隋唐的士族宗族、宋元时期的官僚宗族、明清时期的民间宗族”[11]等发展阶段后，其政治功能逐步由强变弱。先秦时期，宗法分封、家国同构，宗族与国家不存在根本利益冲突，国家是家庭的延伸和拓展，家庭的政治功能强大且集其他功能于一身。秦一统六国后，废除分封、建立郡县致使宗族与国家利益分化、族权与政权形式分离，此后经两汉、魏晋南北朝，宗族通过参政、通婚等方式来影响政治决策，家庭政治权力开始让渡给国家，但其政治影响力不减。隋唐宋元时期，虽科举制的建立与强化致使社会人员流动增强，宗族权力壁垒被打破，但依托科举产生的官僚宗族更具政治依附性和影响力。明清时期，宗族民间化，掌控族权的乡绅因“在野”而沦为国家管理基层的工具，执行着诸如代征皇粮国税、调解基层纠纷等任务，家庭完全政治附庸化。民国之后，民间宗族的社会功能进一步弱化为联族自保，家庭难有政治权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宗族被视为封建残余而被清除，失去宗族保护的家庭变得几无政治权力可言。可见，在君统与宗统、政权与族权的博弈中，家庭政治功能随着宗族政治权力的让渡化而逐步走向剥离、弱化直至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