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教育决策现代化的循证选择

       一、研究背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设立“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专章，将教育事业的高水平发展放在了历史战略位置。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教育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组成，是全面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支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教育治理方式变革，加快形成现代化的教育管理体系，推进管理精准化和决策现代化。①2023年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以教育理念、体系、制度、内容、方法、治理现代化为基本路径，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就本质而言，教育决策的现代化需要依托教育改革方法论的发展，围绕科学循证确保教育政策的制定有例可循、有据可依，通过专业智慧支撑教育实践，进而优化教育决策，为教育决策现代化提供方法论基础。②早在1913年，哈佛大学教育学院首任院长保罗·汉努斯(Paul Hanus)在美国教育学会年会上提出“唯有精准无懈的科学方法才能纠正教育事物中常见的错误性常识”，认为教育研究的科学化意义远超学科自身发展与方法论的进步，而将更重要地影响社会的全面科学发展。③由此可见，如何通过教育研究中对教育事务基本因果逻辑的建立，进而赋能教育决策现代化，成为极具学科价值与现实意义的问题。基于此，本研究围绕因果推断研究范式在教育中的应用对我国教育发展的影响展开以下讨论：一是梳理教育决策的方法论演进；二是构建教育决策的“反事实框架”；三是探究外部效度作为教育决策科学的核心指向；四是总结教育决策现代化对我国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意义。

       二、教育决策的方法论演进

       相关性研究往往关注变量间相互关联的程度，无法直接验证变量间的因果关系。④正如科学研究领域所达成的普遍共识——“相关性不代表因果关系”，相关性研究是从事先观察到的结果出发，通过实地访谈、田野问卷等手段收集的数据来归纳与结果变量相关的解释因素。抽象的看，相关性研究的实质是通过“归因分析”的形式呈现，强调从结果的差异出发，寻找解释结果差异的原因。这一分析范式常导致研究者找到的解释因素()无法穷举，也就是遗漏变量偏误(omitted variable bias)，从而制约因果影响的真实估计。此外由于个体与客观世界的互动，相关性分析还受到与解释变量相关的其他因素和研究对象依据个人意愿决定接受干预与否的内生性问题(endogeneity issue)和自选择偏差问题(self-selection bias)的影响，导致无法精确识别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针对变量间因果关系的识别，学界开展了众多讨论和尝试，其中就包括增加数据的样本量和开展多时间点的追踪。与这一尝试相关的研究案例众多，其中包括美国的《科尔曼报告》(Coleman Report)、英国的《一万五千个小时》(Fifteen Thousand Hours)，和智利的《他们八年的青春》(Eight Years of Their Lives)。在《科尔曼报告》中，研究者收集了大量数据，但因为研究设计中缺少学生入学前成绩的信息导致测试结果缺少对照，最终无法准确识别学校财政资源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因果效应。在《一万五千个小时》和《他们八年的青春》中，研究者利用长期追踪同一群体的研究数据，发现学校作为与学生学业成就相互关联，但依旧无法准确识别学校作为与学生学业成就之间的因果效应。⑤事实证明，尽管应用大样本量和长期追踪调查的方法是教育研究中的进步，但从数据侧介入并无法准确识别因素间的因果关系。因此，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要通过严谨规范的研究设计来避免相关性研究中遗漏变量偏误的影响。

       从理论基础上看，识别变量间因果关系的研究设计需要规范严谨的理论分析框架。美国统计学家唐纳德·鲁宾(Donald B.Rubin)提出的“潜在结果框架”(potential outcomes framework)，又称为“反事实框架”(counterfactual framework)为消除遗漏变量偏误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行方案。潜在结果框架是指研究者假设任何结果都存在两种状态，受到干预(intervention)时的事实结果状态(factual)和未受到干预时的反事实结果状态(counterfactual)。⑥如果能有效识别事实与反事实结果之间的差别，即排除由遗漏变量带来的偏误影响，研究者就能够准确建立因素与结果的因果关联。因此，潜在结果框架的核心思路是建立与观察事实相反的结果状态，从而区分研究对象在相同情境下接受干预和不接受干预的差异。通过数学推导，第i名研究对象受到的干预效应为实验组(t)接受干预结果(1)和对照组(c)未接受干预结果(0)之差，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