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23)04-0175-16 抗战后期以来，惩奸问题列入国家议程，国共两党在各自机关报社论中均有密集发言，学术界对此关注较少，研究比较薄弱。如刘菁①仅从锄奸动员角度对战时国共舆论做过些许对比分析，孟国祥等②只在研究中附带提及《新华日报》的战时惩奸舆论，其他都是单方面分析国共两党的惩奸思想或政策主张的文章。③有鉴于此，笔者以两党各自机关报为文本分析对象，分别梳理1944-1946年间国共两党对惩奸活动的舆论引导，并进行原因分析和评价。正式论述前预作三点交代。首先，本文的资料选取以社论④为主，凡处在社论位置的专论、带有社论意义的短评等，视同社论斟酌运用。其次，本文的时间断限为1944-1946年，这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1946年是战后惩奸活动的集中发生年份，二是1946年年底当局发布了限制告发汉奸的训令⑤，三是报刊对惩奸问题的关注度也以1946年为界呈现出“前热后冷”的状态。最后，关于《中央日报》的代表性问题。不同于中共《新华日报》等的单纯党报属性，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不无“唱反调”的情形出现⑥，主要是在马星野主持时期⑦，但其事各有特殊原因⑧且不占主流⑨。此外，笔者在检览《中央日报》各时期(特别是1944-1946年间)社论时，也发现其总体上并未背离国民党的既定立场，可见将《中央日报》视为代表国民党立场的机关报是恰当的。⑩ 一、共产党：强调人民性 抗战后期以来，《新华日报》等中共机关报对战后惩奸有关的三个问题进行了集中评述，包括调查汉奸罪行、解散伪军和惩处汉奸的一般政策主张，其舆论引导总体上体现了强调人民性的特征。 (一)关于调查汉奸罪行 1944年1月17日，联合国战争罪行审查委员会在伦敦成立。(11)同年2月23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业经国防最高委员会核定饬行，“决定对于日军之一切罪行作积极普遍之调查，详加审核，俾将来对于罪行者予以惩处”(12)。1944年11月29日，联合国战争罪行审查委员会远东及太平洋分会在重庆成立，王宠惠为分会主席，张平群为秘书长。(13)在国内外主张调查战争罪行从而惩治战争罪犯的背景下，《新华日报》提出对汉奸罪行的调查应与战犯罪行调查同时进行。1944年2月3日，《新华日报》刊发短评《调查日寇的罪行》一文，详述日寇在中国乃至亚太地区的暴行，并以人民的立场呼吁进行汉奸罪行调查：“为了同胞们发抒同仇敌忾之心，我们应该响应赫尔氏(14)的主张，组织调查机构，实行调查日寇的罪行，调查汉奸的罪行，用以表示中国人民和日寇汉奸决不共戴天日的仇恨!”(15)2月5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再论调查日寇的罪行》，历数中外尽力报道和宣传德日法西斯暴行的事实，指出系统揭露敌寇汉奸暴行对于将来人民审奸的重要性。“我们曾不断的强调惩凶的重要，我们也曾再三的提出调查敌寇汉奸的罪行的重要。因为只有详细调查它们的暴行，才有在国内外进行宣传的材料，我们应该记得田伯烈著《日寇暴行录》在国内外曾经起过的作用。同时，也只有经过调查，才能够确切的记录下许多罪行的负责者，将来把他们交由人民审判，使他们无法逃避。”(16) 1944年3月2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动员人民调查敌寇罪行》，针对政府成立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的举动，认为单纯依靠委员会的力量还很不够，主张动员人民参与调查活动：“我们建议委员会主要的做督促、审核和整理报告的工作。也就是说，除了经过行政机关、部队、学校和现有的人民团体进行调查外，要鼓励各界人民，自由组成团体，就各自的范围收集和报告敌寇的罪行和人民的损失。”至于调查范围，社论赞成国民党中央社的基本设定，认为包括“敌人对我国和我国人民一切违反战争规约及惯例之种种罪恶”。但其又指出，敌人和汉奸是分不开的：“事实上，在调查的时候也没法分开的。所以，应该把‘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的工作，确定为调查敌人和汉奸的罪行。同时应向全国公告，敌人和汉奸的罪行，及他们使人民所受的损失，都在调查范围之内，敌人汉奸都要予以惩处，人民的损失，都应从敌人汉奸取得赔偿。”(17)此后，《新华日报》发表多篇有关惩处战犯的社论，均主张将汉奸视同战犯对待。(18)如1945年6月4日，《新华日报》社论《对东方的战争犯怎么办?》指出：“日本法西斯应当严惩，因为他们是战争犯；任何一种卖国贼，不论他化妆成什么样子，说出什么好听的言词，也应当严惩，因为他们同样是战争犯，饶恕不得。”(19) (二)关于解散伪军 伪军是武装的傀儡，也是汉奸的构成来源之一，对其如何处置事关战后惩奸活动的成败，也是摆在国共面前的重要问题。国共双方对伪军数量看法不一。中共对伪军有至少八十万(20)、百万以上(21)等估测，国民党认为伪军数量在六十万。(22)1945年8月11日，《新华日报》社论《论无条件投降》在谈及无条件投降实现标准时，指出伪军处置的三点意见：第一，伪军须像日军一样解除武装——“同样的，我们也不能放过伪军部队。因为他们甘心投敌，为虎作伥，过去已经放弃了无数反正自新的机会。因此他们也必须和敌军一样，立即全部解除武装，决不能容许他们换上番号旗帜，摇身一变就算洗净自己的罪过”；第二，一切敌伪部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立即向当地抗日部队放下武器，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三，不能容许任何一个地区的敌伪军队拒绝放下武器，对于顽抗的部队必须彻底地武力解决，只有在一切地区内的敌伪部队都已解除武装后，才能认为日本向同盟国家的无条件投降完成。(23) 面对国民党政府利用伪军维持沦陷区秩序、进攻解放区军民的行动，《新华日报》等多次发表社论表示坚决反对。1945年9月25日，《新华日报》刊发社论《敌人为什么还在杀中国人?》一文，痛心于伪军改头换面、接受新职的现状，对敌伪军队以合法名义“维持秩序”和实行“三光政策”表示强烈不满，并以人民的名义向政府呼吁：“立即制止敌伪军的任何进攻!立即惩办屠杀中国军民的敌伪军!立即逮捕他们，枪毙他们，为了表明中国还是一个国家，还像一个国家!”(24)1945年9月29日，《新华日报》在社论位置刊发《成都文化界对时局的呼吁》一文，借成都文化界之口，揭示政府利用伪军“维持秩序”有制造内战的企图。(25)1945年10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反对利用敌伪残害同胞的悖谬行为》，针对伪军所谓“维持秩序”的行动，质问国民党当局利用敌伪军队屠杀、进攻同胞和人民的目的，并呼吁大家动员起来，要求政府“立即停止联合敌伪利用敌伪屠杀爱国同胞的荒谬政策，立刻停止进攻解放区，立刻解除敌人全部武装，逮捕一切战争罪犯，卖国巨憝，没收敌人汉奸财产”(26)。此后，《新华日报》连续发表社论(27)，旗帜鲜明地提出解散伪军。如1946年6月21日，《新华日报》社论《彻底解散伪军》指出，“抗战胜利，日寇投降。背叛国家，屠杀人民的伪军应予解散，它的领导人物应予严惩，原属当然的措施”，批评国民党在伪军问题上的欺瞒拖延态度，“但是，国民党当局对于解散伪军这件事，虽然表示‘在原则上自无问题’，但实际上，是不愿付诸实施的。最初，他们是以‘解散伪军应妥慎办理，以免影响当地安宁’为理由，而往下拖；继之，则更公然加以庇护，根本不谈解散了”，并替人民大声疾呼：“彻底消灭伪军!这是全国人民所要求的。我们坚决要求这样做，也希望国民党当局能够这样做。”(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