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是从未被中断而绵延传承至今的文明，其起源问题一直是域外学人的兴趣所在，正如著名美籍德裔汉学家劳费尔(Berthold Laufer)所言，“在对中国展开科学研究的诸多问题中，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是最为重要也最为迷人的问题”①。明社将屋之际，随着欧洲耶稣会士来华，中国文明起源即成为西人讨论的话题，“力言中国文化渊源西土，以示西洋人之有功于中国”的各种“新说蔚起”②。然而，西方思想传入以前，中国文明起源并不成为一个学术上的论题，很早以前中国就有开天辟地、三皇五帝这一套体系予以充分说明。鸦片战争以降，随着中西文明交流碰撞的加剧，“中外文化之间是否存在源流关系”这一时代课题遂揭橥而出，引发中国学人的关注与讨论，成为清末民初以来引人注目的一个学术现象。因此，就国内学人是如何看待与回应域外学人所主张的中国文明外源说这一问题展开探讨，不仅可厘清他们对此问题的态度及时代演化之概况与轨迹，更可管窥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和文化思潮的递嬗演进之面向，因为时人对中国文明外源说的回应并不只是单纯的学术问题，它还关涉彼时的文化思潮之趋向。 有关域外之中国文明外源说在晚清民国知识界的流布与回应，国内学术界虽有学人以吕思勉为个案探究其对“汉族由来问题”的认识嬗变③，但主要还是集中在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中国文明西来说”在清末中国的传布及其为中国学人所认同接受之原因的探讨④，以及围绕安特生(Johan G.Andersson)之“仰韶文化西来说”展开论争的梳理⑤，兼及安特生与中国学人的学术互动⑥。有鉴于此，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一系统的整体性梳理与分析，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中国文明之“西来说”在晚清民国知识界的回响 1921年仰韶文化发现以前，域外有关中国文明外来之说名目繁多，有埃及说、巴比伦说、中亚说、印度说、印度支那说、新疆说，等等。彼时域外关于中国文化起源之说，主要是使用文字和语言材料，以文字学方法研究中国文化起源问题，通过文字语言等方面的异同比较论证中国文明源自外来。传布最广、影响最大的当属拉克伯里的“西来说”。1894年，拉氏出版《中国古代文明西源论》，他在书中称巴克即百姓，黄帝即巴克民族之酋长，神农即巴比伦之莎公，仓颉即但克，巴克本该地首府之名；又谓学术、技术、文字、文学，中国当上古时，无不与巴比伦迦克底亚相同⑦。为论证其观点，拉氏即采用比较语言学方法，将中国的语言、文字、历法、神话、古史传说和西方亚述学关于古巴比伦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旨在说明“整个中国文明只不过是巴比伦文明的退化模仿”⑧。 拉克伯里之说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由日本始传布于清末知识人的话语世界⑨。对于拉氏之说，彼时中国学人中不乏嗤之以鼻者。夏曾佑在1904年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中即言，“欧人云云，亦以偏概全”，并言“近人言吾族从巴比伦迁来，据下文最近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余年后，法、德、美各国人，数次在巴比伦故墟掘地所发见之证据观之，则古巴比伦人与欧洲人之文化相去近，而与吾族之文化相去远，恐非同种也”⑩。然而，多数学人“骇其说之新奇，先后从风”(11)。蒋智由著《中国人种考》，首倡拉氏“西来说”。刘师培、章炳麟等依据其丰富的中国古文献知识，通过对不同语言的勘音释义，积极呼应拉氏之说。金为翻译桑原骘藏的著作时，特以注解的方式在译文中加进“西来说”内容(12)。缪凤林如是言道：“乃者自前世纪中叶以降，西人或考察东亚地质人类，或探索中国文化。因溯及吾国民族之由来，于是周秦以来学人所未论列者，一时甚嚣尘上，异说纷纭，莫可究诘。……而其最占势力者，莫如法人拉克伯里自美索布达米亚西来之说。”(13)柳诒徵亦谓：“法人拉克伯里著《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引据亚洲西方古史，证中西事物法制之多同，而彼间亦实有民族东迁之事。于是中东学者，翕然赞同，初无异词。且搜采古书，以证明其说。如刘光汉之《华夏篇》、《思故国篇》，黄节之《立国篇》，章太炎之《种姓篇》，蒋观云之《中国人种考》，及日本人所著之《兴国史谭》等，虽各有主张，要无不以人种西来之说为可信。”(14) 民初，拉克伯里的“西来说”在中国知识界仍不乏信奉者。创刊于1910年的《地学杂志》，刊载了《中国种族考》《中国民族溯源论》等不少袭取“西来说”之文(15)。熊秉穗在《中国种族考》一文中即谓：“综观亚洲各大民族及欧洲白种，无一不有迁徙，且能徙善地则盛强。然则黄帝来自西方之说，不为无理。”(16)1915年，丁谦《中国人种从来考》以《穆天子传》为主要资料考证中华民族西来之有关史迹，称：“五大洲立国最早者，莫如埃及与迦勒底。埃及弗论，而迦勒底朝八十六代，均在西元前二千三四百年以上，是先于吾国五帝数千年矣。故五帝之世所称为神圣创造之物，无一非彼间所已有，用是知中国人种，由彼而来，非同臆说。”(17)1918年，章鸿钊在所著《三灵解》中称：“朔轩辕氏东征之迹，其必由衡山钟山复逾昆仑，而后入于中夏，繁衍其子孙民族，以肇造此泱泱古大邦。”(18)吕思勉在其最早的史著《白话本国史》(1923年)中，亦完全接受拉氏的“西来说”。他在是书的开篇即指出，回答“汉族由来”问题“最为有力”的是“西来说”。为进一步证明拉氏“西来说”，吕思勉还举出中国古书提及“昆仑”的文字甚多及“汉族”二字系“古代汉族自称”这两条自认为更为“严谨”的证据(19)。对此，缪凤林评论道：“一般讲述历史、编纂地理者，大率奉为圭臬。”(20)陈嘉异亦谓：“吾国人之编历史地理教科书籍者，则几无不奉西来说为根据。”(21)张星烺也持有类似之论：“十余年前，全国学子，翕然景从”(22)。
